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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永宁： 西安事变后赴京请愿忆往 

    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发生时，我正在同济就读，当时我们这些学生是要拥护蒋委员长抵抗日本。共产党的口号「不要内战，枪口一致对外」，讲得很好听，当时我们跟着喊要抗日，并不知道自己国家能不能打，弱国抵抗强敌是多么危险，多么艰苦。后来经历八年抗战，才深切了解当时蒋委员长的苦心。蒋委员长被释后，我们还到南京请愿，我记得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到同济来叫我们去南京请愿，我当时专心功课，但是听人家喊叫，我也跟着喊叫。那天早晨记得好像是礼拜天或是圣诞节，天快要下雪，我们可以不穿制服，一大早还没起床，复旦学生在宿舍外面叫喊，我穿上一件丝棉袍，也跟着去看热闹。从同济经吴淞到上海有小火车，小火车司机奉命不开车，同行的同学有人喊道：同济机械系的学生都实习过，开过小火车。这一喊，我们几个机械系的就被推出来开火车。前面用一辆压道车开道，一列小火车跟在后面。我们一直开到上海天通庵小火车终站，再步行到京沪铁路的北火车站。光华、交大等好多学生早已聚在那里。京沪铁路火车也奉命不开，许多同学说：我们能开小火车，大火车也一样能开。其实是一样的，不过小火车是窄轨。到那时候，也由不得人，就被推上去开京沪铁路的火车。火车头烧的是煤，我被指定将煤铲进锅炉，就是当烧煤的临时工，很漂亮的一件丝棉袍就脱下来放在煤堆上，也不觉得可惜。

    火车开了一天，深夜才到昆山。到了昆山之后，学校的校长翁之龙、教务长杜殿英搭汽车赶到。当地铁路警察和宪兵都睡在轨道上，火车自然不能开过去了。军队说得很好：「我们对你们很同情，只要上面准备好了，一声命令要打，我们就跑到最前面，拼命打日本，现在你们回去念书。」学生们还是不肯走。同济校长翁之龙、教务长杜殿英叫我们几个开火车的学生搭他们汽车一起回去，否则就开除。同济是念德文的，被开除我们就很惨了。何况我们累了一天，饿了一天，只吃了些民众送的包子、汽水等慰劳点心，内心早就希望回学校了。一听学校当局的话，马上跟着就走。其余的学生还在大骂我们，我们也不管了。不过，后来他们也被火车送回上海，请愿的事就告一段落。我们回学校后，被记了两大过两小过。 

    这次请愿有没有共产党在后面鼓动，当时没有想到，事后也不知道。直到中共占据大陆，我随中央造船公司的周茂柏总经理，李国鼎、刘曾这两位协理调到台湾造船公司以后，想起年轻时太容易冲动，当时可能被中共利用了。南京中学同学中就有共产党，同济也有共产党。这些人平常都不太讲话，利用外围份子说话。大学同系同班同学中有一位名叫黄铭光，他没有开火车，也没有帮忙烧煤，请愿后就不来上课了。最近才知道现在他名为程望，做过中共交通部副部长，退休后任中共造船总公司董事长，第二次退休后，现在主持上海造船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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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西安事变后赴京请愿忆往》，标题为HGC所拟，是以《韦永宁先生访谈录》（台北： 国史馆）有关内容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首发析世鉴。 

    韦永宁（一九一五─ ？ ），南京人，民国四年生。二十六年上海同济大学机械造船系毕业，入资源委员会昆明中央机器厂服务。三十二年赴美实习，获凯斯工学院（Case Polytechnic Institute）硕士。三十六年返国，派经济部中央造船公司。三十八年来台，历任工业委员会专门委员、美援运用委员会副处长、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处长、副秘书长、经济部工业局局长、经济部常务次长等职。七十年底任中国造船公司董事长，七十五年任联合船舶设计发展中心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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