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一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自己的“末日”已到，于是，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猝死在家门口。

上个世纪30年代初，苏联已基本形成高度集权的统制型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政治权力也趋向于高度集中，对领导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斯大林对权力的专断也成为政治领域的主导倾向。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杀，斯大林以此为导火索很快在全国范围点燃了“大清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受到了牵连，惶惶度日。

自然科学领域迎来大灾难

1936年7月29日，苏联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这次运动被看作是一场政治权力斗争，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党内的反对派即“有党证的暗害者”，但无数的知识分子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除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受到批评及政治迫害以外，自然科学界的权威人士也难逃厄运，例如，物理学的专家院士以及几乎所有的学术带头人都被称之为“敌对思想的走私犯”，许多人被捕处死，而在农业和生物学界，列宁格勒农学院院长被处决，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等研究所的领导人也相继遭到同样下场。

天文学家们更是胆战心惊，据统计，在此期间，约有20%的天文学家被捕。此外，苏联中央气体液体力学研究所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被逮捕入狱，而整个航空科学的几乎所有学术骨干都被监禁——但为了使新飞机的研制工作不致于中断，内务部不得不建立了一座代号为“中央设计局第29号”的特别监狱，让这些科学家一面接受审讯，一面进行科学研究。

星座问题与天文学家的猝死

由于这场“大清洗”运动的逮捕行动大多在深夜进行，使得许多人每当到了夜深人静之时都非常恐惧。俄罗斯学者拉津斯基在他1996年出版的《斯大林》（中译本已由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中曾描述了关于天文学家莫名其妙猝死的细节：

“大清洗”运动时期的某一天晚上，莫洛托夫（1890年——1986年当时是斯大林领导班子的二号人物，支持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并参与领导了大清洗）和卡冈诺维奇（1893年——1991年斯大林的忠实拥护者）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而引发一场小小的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则说是仙后星座。

正当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争执不下时，在一旁笑听两人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很容易解决，他建议给天文馆打个电话问一下专家就可搞清。于是，斯大林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掉了，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 ——他原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因此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尽管这位新馆长不懂天文学，但由于是斯大林亲自发问，他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掉的天文学家。然而，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一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自己的“末日”已到，于是，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猝死在家门口。

被派去请教问题的人员只得去找另一位天文学家，巧的是，这第二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也是好友，也同样是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到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六十岁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两起突发事件让新馆长郁闷不已，但他却不敢懈怠，命令手下继续寻找答案。几经周折后，这位天文馆长终于在清晨5点钟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于是，他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是值班人员却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