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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史达林需要中共城市暴动

   　　武汉分共事件迫使史达林改取托洛斯基的主张，就是采取苏维埃路线。他派遣纽曼（Ｈｅｉｎｚ　Ｎｅｕｍａｍ）和罗明纳兹（Ｂｅｓｓｏ　Ｌｏｍｉｎａｄｚｅ）来到中国，传达他的命令。中共的「八七会议」就是在纽曼指使之下举行的。「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处处为史达林作成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中国问题决议案」辩护，却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陈独秀谭平山的头上，指斥他们是「机会主义」。於是陈独秀丧失了中共「书记长」的地位，改推瞿秋白、向忠发、李立叁等为常委，领导共党，转向暴动政策。[53]　　史达林为了准备在俄共十五次会议中打击托洛斯基，迫切的需要中共制造城市暴动，以图夸张中共的气势，证明他的指导正确，掩饰其消灭「反对派」的暴行。

   　　南昌暴动是由罗明纳兹策动，贺龙与叶挺执行的。贺龙本是一土共，後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这时乃受共党煽动，要抢劫南昌的财富和枪械，再行拥兵南下，到广州设立「新政府」。叶挺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他本人是共党，其部队中的干部亦多为共党分子，此时接受共党的命令，开到南昌。这两枝军队乘第叁军和第九军分防各地，南昌守军的兵力薄弱，乃演成七月叁十一日的暴动。从夜间起，匪军劫掠中央银行，并搜括商店，拘捕国民党员。八月一日，有所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者，发出布告，其主席团列名者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但是不过四天，张发奎即与朱总指挥培德会同围剿匪军。所谓「革命委员会」内部又发生争执，谭平山等主张南退广州，叶挺坚持退往汕头。匪军到汕头，肆行烧杀劫掠之後，乃窜入海陆丰一带，与彭湃的土共会合，建立苏维埃。

   　　「八七会议」之後，共党指派毛泽东到长沙组织暴动。其目的在利用共党「土地革命」的残馀基础上，建立工农军，组织苏维埃。但是事实上，城市工人暴动绝不可能；在乡村-，除了零星的烧杀劫掠[54]外，毫无成就，所谓「秋收暴动」完全失败。毛泽东与少数匪徒窜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落草。

   　　南昌暴动失败之後，莫斯科仍然指使中共策动广州及其他都市暴动。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是由纽曼及爱斯拉（ＧｅｒｈａｒｔＥｉｓｌｅｒ）等从苏俄领事馆中策动指挥，并由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执行的。这所谓「教导团」，就是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和农民运动训练所的学生改组，其中不少共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分子。他们提出的口号，完全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面包」与「土地」。他们同样组织其所谓「工农兵苏维埃」。十二月十叁日，第五军长李福林军由河南渡河攻入市区，第四军薛岳亦赶回广州，而广州机器工人会亦组织敢死队，参加作战，这一叛乱遂告消灭。

第十七节　对俄绝交--和平共存第一个时期的结束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戡乱的时候，即已当场捕获俄国副领事及其助手。叛乱平定之後，查获秘密文件，更证明俄国领事馆及其商业机关就是俄共间谍组织和策动叛乱的根源。国民政府乃於十二月十四日下令撤销各地的俄国领事馆，并勒令各地的俄国商业机关停业，乃即宣[55]布与俄国绝交。

   　　关於对俄绝交一事，我曾对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驻京沪记者高桥发　　表谈话，其中说道：

   　　　　「吾人之对俄绝交，仅与俄国共产党政府断绝关系，而与中　　俄两国人民间之感情上并无变动。」

   　　　　「试观中国各地之俄国领事馆，事实上等於第叁国际之支部　　，同时亦为中国共产党阴谋之巢窟。中国国民党为保持国家主权　　与自卫计，为完成中国国民革命计，为实现叁民主义计，且为东　　亚和平计，出於断然之手段，自是当然之举。」

   　　中俄两国的关系至此遂告断绝。五年来共产国际指使其中国支部的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利用国民革命，以图接近群众，煽起斗争，颠覆本党，然後他再假借叁民主义的旗帜，由他来领导北伐，霸占中国，这一野心企图，是失败了。中国大陆的赤化因此迟延了二十叁年。

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二个时期（民国二十一年至叁十四年）

   　　民国十四年叁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在广州的制共定乱，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的全面清党，对中共颠覆本党，假借国民革命来赤化中国之阴谋与暴行，予以致命的打击。中共此後的苏维埃路线，至民国二十四年，更走到日暮途穷的绝境。於是他在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的指使之下，提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要求，采取中立战术，先求政治解围，再图武装发展，使其死灰得以复燃，更企图在我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以散播失败主义来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达到莫斯科独占中国的目的。今日莫斯科对自由世界所提的「和平共存」口号，及其对民主各国所用的政治攻势和中立战术，都是以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叁十四年抗战期间，中共对我国民政府所用的方法为蓝图，因此我认为这一段历史事实，在今日尤有重加检讨的必要。

第二节　中东路事变与李立叁路线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正是史达林於击败托洛斯基「左派」之後，转向布哈林「右派」斗争。为了进攻「右派」，史达林的政策转向左倾。在他这左倾的动向之下，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继续其过去已告失败的暴动政策，并且更加激化。大会决议案以「推翻国民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府」为中心的「十大要求」，便是「李立叁路线」的根据。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中东路事件发生，苏俄军队侵入我东北之满洲里与海拉尔，压迫东北地方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订立伯力协定。苏俄承袭帝俄时代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至此更是表面化了。莫斯科更对中共加紧鞭策，要他们承认「革命高潮是到来了」，要他们配合城市暴动与农村暴动，「夺取几个政治和工业的中心」，「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匪区内部也仿效俄共，其政治组织叫做苏维埃，其土地政策由农民平分土地转向农奴式的「集体农场」。十九年（一九叁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匪军乘我们中央讨伐西北叛军的时候，乃侵入长沙，并企图进攻武汉。莫斯科共产国际兴高采烈，炫耀其「工农兵联合行动的胜利」。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匪军被我们当地的部队进剿不支，乃於八月叁日从长沙溃退，同时他进攻武汉的企图也化为乌有了。[59]　　李立叁执行莫斯科的命令，如果是胜利了，那就是史达林的成就。现在是失败了，就是李立叁的罪恶。於是这年九月，中共的党乃转入米夫（Ｐａｖｅｌ　Ｍｉｆ）所领导的留俄的国际派之手。

第叁节　从城市暴动到农村暴动

   　　民国十六年，中共「八七会议」的指导者纽曼，亦名纽堡，乃是苏俄的暴动专家。中共当时的南昌暴动、汕头暴动和广州暴动，都是采用他俄共暴动的理论和方法来实施的。十七年以後，纽堡的「武装暴动」（Ａ．Ｎｅｕｂｅｒｇ，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乃成为中共的城市暴动和农村暴动的教程。从我政府所搜获的共匪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於各地组织「行动委员会」煽动群众、实行武装暴动之「通告」和「命令」，完全是依据这个教程为其组织与行动的准则。

   　　当时共匪对於城市，组织「赤色工会」为工人的基本组织。一方面在总工会之下，组织各种产业「同盟罢工行动委员会」，发动总同盟的政治罢工；另一方面，组织赤色先锋队，使其党员受军事训练，准备武装暴动。对於农村，仿效苏俄的贫农团（Ｋｏｍｂｙｅｄ），[60]组织农民委员会，夺取当地团队武装，以武装其匪党农民队伍，实行「农民协会专政」。然後由其所谓「工农军事委员会」纠合城市与农村的武装暴力，组织「工农革命军」，来「争取数省或一省的首先胜利」。

   　　但是共匪学会了俄国式的武装暴动方法之外，还采取了中国旧时流寇式的暴动方法。据共匪自己的军事训练教材「中国红军发展小史」，说明民国十六年间共军流寇化的起源，是这样的：

   　　「井岗山是湘赣边区的罗霄山脉。山区原有两股土匪，一个叫王　　佐，一个叫王文才。毛泽东同志的红军到了这-，不能不和他们　　讲统一战线。」

   　　此後共匪所谓「红军」的任务，就是杀人、放火、勒赎、筹款，和煽惑群众。而其政治纲领就是「杀地主，分田地，武装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

   　　最初在「李立叁路线」之下，共匪还是相信「以城市领导农村」的原则，而其在农村中所制造的武装暴力，仍以夺取大都市为其最後目标。这个时期，俄共的暴动方式还是占着优势。到了十九年九月「立叁路线」被清算之後，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念，在中共匪徒中，就渐次抬头，而流寇式的方法，乃亦成为中共暴动的主要路线了。[61]

   　　不过中国农村是以家族为其基本组织之自治团体。同姓的家族以血统为其纽带，异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联系，即使地主与佃农之间，世代相处，亦是守望相助，有其浓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们这和平的农村中，制造斗争，发起暴动，若单是宣传煽动的一套方法，乃是不能发生效力的，所以他们要特别采取打家、劫舍、绑票、撕票，与洗村、裹胁的流寇方式。他们在乡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来做他的工具，使他们屠洗地主富农，杀害儿童，蹂躏妇女，逼迫受刑者自掘坟坑来活埋自己，以及实施其灌水、灸火、轮奸、剖腹等等残忍的暴行。就是这样，他们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怖的环境，而其在地主与佃农间，更制造其仇恨的心理。并在他们放火焚烧地主富农的家宅时，一面引起贫民的抢劫，制造贫富间的斗争；同时一面又延烧贫民的家宅，强逼他们离乡别井，跟着其匪军，一同走上流寇之路。

   　　尤其是他们要在农村家庭间，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间的斗争，使他的党团在群众中得以发展组织，而确立其控制。所以对其青年两性生活的放荡，特别鼓励；所谓打倒廉耻、扑灭道德的口号，更是共匪诱惑他们破坏家庭，毁灭伦理，而甘受匪党役使的唯一方法。

   　　於是匪军每当侵入一个乡镇之时，他们就肆行其烧杀劫掠，煽动其清算斗争，到了他从这一乡镇撤退之时，当地的壮丁被其裹胁以去，而残存的老弱妇孺，仍受其地下组织的控制和监视，不敢与国军交[62]谈，更不敢与国军合作。

   　　特别是其共匪所盘据的地区，他对於民众的控制与消息的封锁，乃是以原始的野蛮手段和现代的科学方法，混合使用，来发挥其暴行的效用。至於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总要使其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发生心理的变态和生理的畸形，为惟一的手段。他们这样的刑具，据当时各地民众向我政府所控诉的，乃有七十二种之多。

   　　今日我亦不忍详举这种恶毒秽亵，残无人道，惨不忍闻的刑具名称及使用的残酷方法。这是他们自民国十六年以来，其在各省匪区制造暴动，以及今日大陆上，在各乡镇中控制民众的情景，自始至终，还是有加无已的在那-实施。我们在这一点上，认为中共匪徒对民众残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於俄共不-是毫无逊色，而且可说是青出於蓝，变本加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