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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回忆录》 

1956 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巩固了尼·谢·赫鲁晓夫的党内地位；8年之后，被以勃列日涅夫以"宫廷政变"方式赶下台的他无法忍受心中苦闷，决定再次使用"秘密报告"武器--通过撰写回忆录、披露前苏联历史内幕的方式"复仇"。

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报道，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巩固了尼·谢·赫鲁晓夫的党内地位；8 年之后，被以勃列日涅夫以"宫廷政变"方式赶下台的他无法忍受心中苦闷，决定再次使用"秘密报告"武器--通过撰写回忆录、披露前苏联历史内幕的方式"复仇"，这自然引起克里姆林宫的担心。俄最新一期《论据与事实》周刊发表文章，披露了《赫鲁晓夫回忆录》在党政部门施压、克格勃百般阻挠之下出版的内幕。

心中苦闷：决定写回忆"复仇"

在前苏联历史上，赫鲁晓夫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联大会议用鞋敲桌子的举动，充分展示了他既"粗鲁"又"可爱"的个性；他主张东西方缓和，但对外政策仍然导致美苏核对抗，并成为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的主要策划者；他的领导风格被认为充满活力，也被认为是激进冒险......

而奠定赫鲁晓夫在前苏联和整个世界历史地位的，实际上是他的两部秘密作品，第一部是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第二部则是被迫辞职后秘密撰写的回忆录。由于回忆录中涉及太多有关前苏联政治生活的"内幕"，因此撰写和出版过程受到当局的重重阻碍，而它最终得以在西方出版，也成为令莫斯科难堪的"大丑闻"。那么，这位前苏联领导人，为何要写这部新的"秘密报告"？

1964年10月被解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之后，赋闲在家的赫鲁晓夫感到非常苦闷，因此产生了写回忆录的想法，而他创作这部作品的唯一目的，就是试图解释清楚自己当政期间没有得到什么、且为什么没有得到的问题，并以此向排挤自己的人"复仇"。

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利用磁带录音机录音、由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整理的方式完成。在1968年夏天创作工作接近尾声时，突然产生了包括磁带、手稿等各种材料如何保存以至于不落入无孔不入的克格勃特务手中的问题。这一任务又落在了儿子谢尔盖的肩上。他建议父亲把资料送到国外，并开始寻找能够胜任这一工作的人。

当然，这有很大的困难，有时甚至要冒相当大的风险。

怒火中烧：骂党内战友是"恶棍"

谢尔盖·赫鲁晓夫曾回忆说："1968年4月，就在父亲生日前夕，我像以往一样在休息日到彼得罗沃-达里涅耶看望父母。妈妈对我说：‘你父亲的情绪非常坏，昨天基里连科（安德烈•帕夫洛维奇，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政治局成员）把他叫到中央委员会，要求停止创作回忆录，并交出已经完成的。你父亲非常激动，在那里大吵大闹，发生了大冲突。'"

提及这件事时，赫鲁晓夫本人气不打一处来，他说："这帮恶棍！我说出了对他们的所有想法--违反宪法在别墅里到处安放窃听装置，甚至连茅房都不放过。浪费人民的钱，就是为了偷听人家放屁！"

在外出散步、避开窃听器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又对儿子说："他们非常不安，会把所有材料拿走销毁。"

把磁带和手稿留在国内绝对不安全。因此，赫鲁晓夫一家想到了把它们藏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首先想到要把手稿藏起来，在遭遇录音和其他材料被收缴的特殊情况时，以发表回忆录作为回应手段。公开出版将最终解决保管问题。

5月临近，谢尔盖摸到了把资料转移到国外的路子。

双料间谍：英国记者帮忙保管资料

还是在1967年的时候，谢尔盖·赫鲁晓夫就被介绍认识了一个叫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路易的人。路易的本名叫维克托，斯大林时期曾被以政治罪名判处十年监禁，直至苏共20大召开之后获释。

他决定开始新的生活，并找了个英国某报纸驻莫斯科记者的工作，这让他有了令普通苏联人艳羡不已的出入境和与人接触的自由。后来，他又娶了一个在莫斯科工作的英国妇人，"特殊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作为准许为英国媒体工作的条件，克格勃要求路易也为自己做些什么。于是，他就成了国内权威人士与国外相关人员之间的非正式联系人，并且开始完成来自越来越高层面的"委托"，有时甚至可以和国家领导人打交道。

在与谢尔盖·赫鲁晓夫结识之际，路易正忙着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阿莉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的出版事宜。书原定10月、即"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前出版，路易向克格勃提出建议：取消其中最令克里姆林宫不安的部分，并让该书早于预定日期几个月出版。

这些建议被接受，路易拿到了先前由斯维特兰娜子女保管的手稿复印件。书在1967年夏天问世，没有引发人们预料的那种狂潮，这样的结果也让路易在前苏联当局心目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解这件事后，谢尔盖得出结论：他就是那个能够帮助自己把父亲回忆录隐藏到国外的人。

谢尔盖在回忆中强调："父亲比我勇敢得多，认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回忆录应该面世，可以先在国外出版，然后在某时候在国内出版。当然，如果这个程序能够倒过来最好，但是怎么才能等到那一天呢？"

保持中立：克格勃默许回忆录出版

在与基里连科发生冲突之后，谢尔盖去了趟路易所在的巴科夫卡，开始和他讨论相关问题。几天后，谢尔盖把录音磁带和自己整理的文稿带给路易。又过了一段时间，路易出国了，并在一个月后返回苏联，他告诉谢尔盖："一切都在安全地点。现在它们被保存在银行保险柜里，谁也无法得到它们。"

谢尔盖再次去彼得罗沃-达利涅耶时，把一切详细地讲给了父亲，作为回答，他点了点头。从那时起，新的材料一准备完毕就被转移到国外的保险柜中。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赫鲁晓夫就提起了在国外出版的话题，他对儿子说："我想，中间人关于尽快出书的建议并不怎么愚蠢，事情可能发展到不只是我和你，甚至他自己都不能接近那个保险柜。你和他谈谈。"

再次与路易见面时，谢尔盖把父亲的想法说了，路易预感到会有一笔巨大的收入，因此非常高兴，他说："主要一点，是最大限度地避免遭到打击，应该有个什么人来保护我们。好吧，让我来想办法吧。"

赫鲁晓夫一家不清楚路易是如何具体操作的，只听他说从"头儿"开始--当时他已同身为克格勃首脑的安德罗波夫建立了秘密关系，他们虽然从未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克格勃总部办公室会面，但在某个共同朋友家"偶然"的非正式会面却不只一次。

有一次，路易冒险提到赫鲁晓夫回忆录问题，安德罗波夫听后没有插话，只是满意地点头。对于是否想了解一下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问题，安德罗波夫微笑着说了一个字："不"。这让路易和赫鲁晓夫一家明白：克格勃即使不会提供帮助，至少也会保持中立。

防伪标志：赫鲁晓夫演"帽子戏法"

此后，路易同美国的利特尔·布劳恩公司达成了出版协议，并就相关事实在哥本哈根进一步协商。谈判之初，美国出版商对稿件的可信程度表示怀疑，提出如何确定回忆录材料不是伪造品的问题。双方最后商定通过照相的方式来确认。

谢尔盖回忆说："他们从维也纳给父亲送来两顶大沿的礼帽，一顶是艳红色的，一顶是黑色的。他们要求寄一张父亲戴着这两顶帽子的照片，以证明他就是回忆录作者并且同意出版。当我拿着两顶帽子到了彼得罗沃-达利涅耶，它们古怪的样子引起了普遍注意。

我对父亲说了是怎么回事，他听后笑个不停。当我们外出散步回来，他决定开始演戏，坐在屋前的长凳上，大声对我说：‘来，把两顶帽子给我，我想试试。'妈妈大吃一惊，而父亲却戴上帽子说：‘给我照张相，看看是不是很有趣？'"

就这样，他照了一张相：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一顶帽子拿在手里。很快，出版商就收到了照片，相信自己没有上当受骗。

手稿的准备工作被交给了一年轻人，后来在比尔·克林顿时期出任美国副国务卿、而当时还默默无闻的牛津大学学生斯特罗布·塔尔伯特，这项工作耗费了他大量精力，日常生活都靠同宿舍的克林顿帮忙。

1971年1月，路易给赫鲁晓夫一家带来了期待已久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黑色封皮，封面上印着赫鲁晓夫微笑的照片。

再次冲突："我厌倦了生活"

然而，等待赫鲁晓夫的，绝对不是微笑。早在《回忆录》出版之前，他曾被请到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谈话。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阿尔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说："我们请您到监察委员会来，是要您对回忆录相关问题做出解释，回忆录可能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政治损失。您能否能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些材料被转交给谁拿到国外出版？"

赫鲁晓夫回答说："我没把材料转交给任何人。"

"那它们怎么到了国外？"

"您告诉我，它们怎么落到那里！我想，它们没有落到那里，这是挑衅行为......我任何时候都没有向任何人转交任何回忆录，也不会允许这样做。我清楚记得自己口授的东西。现在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出版。"

"我们曾和您谈过话，讨论过您表述的保密内容可能落到国外的问题，而它们已经落到国外了......您当时没有接受建议。"

"没有。那来吧，逮捕，枪毙！我厌倦了生活。我是个诚实、忠诚的人。也许，您能帮助我死，我想死......"

"现在怎么摆脱这种状况？"

"我不知道。都是你们的错，所有领导层的错......这可能是资产阶级媒体的挑拨离间，因为我的姓名能产生轰动，也许是他们以我的名字伪造了材料。"

谈话最终以赫鲁晓夫发表如下声明结束：

" 据美利坚合众国和某些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称，目前有一部所谓的尼·谢·赫鲁晓夫回忆录即将问世。这是伪造的，令我感到气愤。我从未向任何人转交过任何回忆录或者回忆录性质的材料......因此我声明，这一切纯属捏造。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的报刊的此类谎言已不只一次被揭穿。"

尼·谢·赫鲁晓夫

1970年11月10日

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