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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十一节　第四次商谈

   　　中共对国民政府的全面政治斗争，从第叁次商谈以後，更加积极展开，而其分化中美合作的工作，亦无所不至。叁十叁年十一月初，中共不断的邀约美国特使赫尔利将军亲赴延安，商谈要务。赫尔利将[124]军乃於七日，偕林祖涵飞往延安。十日赫尔利将军偕周恩来飞回重庆，携有毛泽东与赫尔利共同签署的「协定」。这一协定显示了什麽是中共的政治条件：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一致合作，以期统一所有中国军队，迅速击溃日本，并建设中国。

   　　二、改组现在之国民政府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代表，立即宣布一新民主政策，规定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事业之改革，并使其发生实效。军事委员会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之代表组织之。

   　　叁、联合国民政府拥护孙总理之主义，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府，实施各项政策，以资促成进步及民主，树立正义及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诉愿权、保障身体自由权、居住权，并使无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两种权利，实行有效。

   　　四、联合国民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军队，此项军队应遵守并执行其命令。

   [125]　　五、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团体　　　　之合法地位。

   　　这一「协定」草案，在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所最爱听的名词，并且把「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等西方国家所感觉其为冠冕唐皇的字句，亦全盘托了出来，而要求其订为条款。当然这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失为国共和平合作的一个很进步的方案，但是实际上就是他莫斯科此後灭亡东欧各国的公式之中的基本战术。我们今天是在波兰被卖和捷克政变之後，自然已经熟悉「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作用之所在，但是民国叁十叁年（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向国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我们还没有看见他统制东欧的这一个公式，我们只是拿民国十叁年到十六年国共合作的历史所得到的教训来处理。我决定对这个协定中「联合政府」一点，拒绝同意之外，其他各项尽可一一商谈。但是周恩来回延安後，致函赫尔利将军，谓中共中央对所商各条都不同意。

第叁十二节　第五次商谈

   　　叁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中共又派周恩来到重庆。这次商谈，完全是他一种政治的宣传攻势，其所提出的口号就是「联合政府」。其所摆出的面貌亦愈变狰狞。而他在此次宣传攻势之中，不[126]但公然诋毁政府，而且公然诬蔑赫尔利大使。因为赫尔利大使曾经声明：「美国不以武器支助中国拥有武力之政党」，所以他到了最後亦成为中共攻击的对象。

   　　这样情形之下，第五次商谈，自然无法得到结果，至五月遂告停顿。

第叁十叁节　宪政实施的决定

   　　我们中国国民党秉承　国父孙先生的遗教，国民革命的目的，对外求国家的独立平等，对内为建设民主政治，实行民生主义。本党的训政，乃是从军政到宪政的过渡阶段。如果没有对日抗战的发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国民大会即已召开，民主宪法早已实施。当抗战之初，本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临时会议举行於武汉，发表宣言，预期抗战胜利之後，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

   　　在叁十叁年和叁十四年之间，抗战虽极艰苦，而胜利已经在望。我战时首都重庆对战後建设计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共惟恐我国民政府获致胜利的果实，所以他在此时破坏抗战、颠覆政府的阴谋，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当时我为了完成民主政治，准备战後建设，决定提早实施宪政。叁十四年叁月一日，我对宪政实施协进会演说，宣布政[127]府准备於这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制颁宪法。七月七日，国民参政会开会，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的议案。但是中共对於这一决定民主政治进行步骤的会议，反而拒绝出席，并且另筹召开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对抗。

第叁十四节　中苏谈判中之共党企图

   　　叁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的雅尔达会议中，史达林又取得了第二回合几乎可以说是全面的胜利。关於波兰问题、德国占领问题，以及联合国宪章上的否决权问题，都是史达林占了优势。特别是我中华民国在外蒙的主权与东北的主权行政完整，竟成为苏俄参加对日战争的牺牲品。同时，史达林对我中华民国的整个阴谋策画之中，美共及其同路人在美国的任务，是继续扩大其「反华倒蒋」的宣传活动；同时中共及其外卫党派在中国的任务，是政治颠覆和军事变乱。此後的事实都是确切的证明。

   　　这年六月，正是中苏谈判互助同盟条约的时候，陕北的共匪煽动淳化保安团队，占据县城，与当地国军冲突。同时浙东、浙西与绥南、绥北等地匪军到处袭击国军。美共及其同路人乃乘机大肆宣传，反诬蔑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停止以军火援华。美共与[128]中共执行史达林所赋予的任务，这还不过是一个开端。

第叁十五节　第二个时期的结局

   　　以上所述，就是民国二十六年至叁十四年抗战时期，中俄两国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平共存」的发展，及其所得的结局。他们在全面抗战之前，中共对我政府输诚求和时所表现的驯服态度与卑恭的笑脸，以及其在抗战初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所提出的四项诺言，毛泽东所谓「永远团结，精诚合作，彻底统一」等谎话，到了抗战末期，乃就转变为其全面的武装叛乱与颠覆国家的张本。这时候，中共何尝不想蹈袭一九一七年俄共以失败主义颠覆其临时政府的故智，来夺取我国家的政权。但是我全国国民的精神力和意志力，始终是集中的。国民政府对於战局的控制，始终是稳固的。而且我国民革命军对於共军的防范，始终未稍松懈，再加以抗战胜利之提早来临，未曾给予中共以颠覆政府的机会。但是莫斯科帝国主义者对於我中华民国从外部征服与从内部颠覆的整个计画，到了抗战初告结束之际，便全面展开了。

第一节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叁个时期（民国叁十四年至叁十八年）

   　　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与支持之下，在中国抗日最艰苦的阶段，乘日军深入我後方之际，企图推翻国民政府。因为我政府与全国军民，上下一心，抗战精神始终坚定，不受共匪的煽动，不为国际阴谋所乘，卒能达到最後胜利的目的；又因抗战胜利提早到来，日军专诚向国民政府缴械投降，致使共匪不能达成其藉抗战来夺取政权的目的。於是俄共和中共重弹「和平共存」的旧调，来束缚国军的双手，分化中美的合作，以便利其全面动员和全面叛乱，最後乃揭破其狰狞的面目，撕毁中俄和平共存的一切条约和各种协议。叁十年来，中俄与国共之间叁度和平，叁度决裂，最後的结果，就是中国大陆关进铁幕，作为苏维埃帝国征服亚洲侵略世界的基地。

第二节　　　国府受降

   [130]　　民国叁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请降书，由瑞士瑞典转达盟国，声明「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叁国政府领袖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其後经苏联政府赞成之联合宣言所列举之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八月十一日，美国代表盟国，请瑞士转致日本政府的覆文，指示日本实施投降条款，最後并声明「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势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

   　　在开罗会议中，我力主日本天皇制的存废，应依其人民的意愿而决定的主张。罗斯福总统亦能谅解此意，乃赞成此议。到了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军队在国外各地均能遵照其天皇的命令，缴械投降。同时日本国内秩序，亦以其天皇为之维系，得免於混乱与破坏。

   　　中国战区受降的范围是中华民国、台湾及越南的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我指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处理全部日军投降事宜。总计日军投降的兵力是一百二十八万叁千二百人。

   　　我在这-要特别说明的，就是盟军总部将我们中华民国东北领土上的日军，划归苏俄受降。事实上，日本政府於八月十日声明请降，苏俄直至八月八日-宣布自九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苏俄军队是[131]在日军投降以前叁天之内-进入我东北和热河察哈尔。这一事实乃成为第二次大战後，苏俄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以及中共对国民政府的颠覆工作之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