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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节　　　中共的七道「命令」与六项要求

   　　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於日本宣布投降後，立即电令全国各部队，听候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其颁发第十八集团军的电令并详明指示：「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勿擅自行动」。

   　　但是共匪违抗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竟由朱德以「延安总部」的名义，亦於八月十日，发出七道「命令」，指使各地匪军全面暴动。这些「命令」所指使的匪军动向是这样的：

   　　一、「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１）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２）张学诗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３）万毅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４）李运昌部由河北热河现地，向辽宁吉林进发；（５）韩共军随同进入东北；

   [132]　　二、「为配合外蒙军队进入内蒙及绥察热等地作战」：（１）贺龙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２）聂荣-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

   　　叁、山西全省的共军「由贺龙统一指挥，进据同浦路沿线及汾河流域」；

   　　四、为占据及破坏全国「交通要道」，「所有沿北宁路、平绥路、平汉路、同浦路、沧石路、正太路、白晋路、道清路、津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沪宁路、京芜路、沪杭路、广九路、潮汕路等铁路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交通要道两侧之军队，统应积极举行进攻」。

   　　八月十七日，中共以朱德名义向国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如下：

   　　一、「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协定和条约时，须事先和解放区抗日人民武装力量商得一致意见」；

   　　二、「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受降办法，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

   　　叁、「解放区及沦陷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派代表，参加接受敌人的投降，及处理敌人投降後的工作」；

   [133]　　四、「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选出代表，参加和平会　　　　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请蒋委员长制止内战，其办法是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行一切政治经济等民主改革」。

   　　朱德的七道「命令」和六项要求，其企图极为显明，就是破坏国家统一，破坏军令系统，采取自由行动，收缴日伪武器，占据及破坏交通要道，扩大匪区地盘，特别是依附俄蒙军队，割据我东北及热察绥，分裂我国家，并以「联合政府」的口号，向国民政府展开其政治斗争与颠覆活动。

第四节　　　和平建国方针

   　　我们中国百年来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民生贫困，国力衰弱。中国国民党为革命建国而奋斗，北伐统一之後，致力於建设事业，但外患内忧，接踵而来，终竟不能不奋起抗战。在这抗战八年之中，徵发兵员一千四百万人，伤亡官兵叁百二十万人，支出军费计法币一万四千六百四十叁亿元，一般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尚不计算在内。所[134]以抗战既经结束，人民所渴望的是复员，国家所需要的是建设。尤其是日本侵略主义已告失败，我中华民国与西方各国之间不平等条约已经撤废，只要我们国家得到和平安定的环境，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革命建国的事业必可成功，所以抗战胜利之日，我们政府就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根据这方针，来决定对外和对内政策。

   　　我们对外政策是为求国家统一独立与世界和平安全而努力，因此虽对国家权益有所让步亦所不惜。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　国父孙先生说道：「为万国互助者，当能有成；为个人或一民族私利者，自当消灭於无形。」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也抱定这同一信念。下列几项原则就是基於这一信念而来的。

   　　一、我们是联合国起草国之一，联合国组织的四个发起国之一。我们应以维护正义的立场，为联合国忠实的支持者；

   　　二、我们对日本不采报复主义，应以宽大政策，为促成对日和约而努力；

   　　叁、我们应力谋与苏俄和平共存之道。我们知道，在日本侵略主义消灭之後，对亚洲的唯一侵略强权是苏俄，我中华民国唯一的外患在苏俄。所以中俄的和平共存，乃是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基本因素；

   [135]　　四、我们对於韩国，依照开罗会议宣言，努力助成其独立与统一，以保障东亚的和平与安全；

   　　五、我们对於泰国，希望其恢复战前固有的独立平等地位，与中华民国重建其正常友好的关系；

   　　六、我们中华民国两度派兵入缅甸作战，但为尊重盟邦主权，恪守国际信义，我远征军在缅甸战场的任务一经完成，立即撤回本国；

   　　七、我们中华民国依同盟国的协定，派遣军队入越南接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之日军投降。但是我们对越南没有领土和其他要求，唯望其民族自治和独立。因此一俟受降完成，地方秩序安定以後，所有国军全部撤回本国；

   　　八、我们中华民国对於划入中国战场之香港，不愿借招降的机会，忽视国际的合作，因此不派兵接收香港。

   　　我们对内政策，是以建设现代民主统一国家为总目标。下列几个原则必须在这-特为叙述；

   　　一、我们要完成民主宪政。在抗战期间，我们预定於叁十四年十[136]　　　　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这一决定为中共及其外卫之民主同盟所阻挠而中止实行。到了抗战胜利之後，我们政府决定叁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结束训政，开始宪政；

   　　二、我们要保持国家统一。我们要把全国军队化为国家的军队，不许再有私人军队和一党的军队。党派的政见应该遵循民主宪政常轨，取决於议场，不能再以武力作政争；

   　　叁、我们要以国际资本与技术合作，发展生产事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尤其要把东北的资源，在门户开放政策之下，提供於世界，以贡献於人类的福祉。

   　　我在九月叁日（胜利日）曾以如下的语句，申明和平建国的方针如下：

   　　　　「在此从战争到和平的紧要关头，我们正与各盟邦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侵略主义所酿成的险恶局势，共同缔造东亚与世界永久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更须在四邻亲睦四邻安定之中，收拾战局，恢复秩序，救济收复区被难同胞，抚恤死伤军民的遗族，安辑闾阎，医治疾苦，而且为使过去抗战期间的牺牲真正有其代价，更必须在此时际，开创民主宪政的规模，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

   [137]　　　　「我们过去的工作是军事第一、胜利为先。我们今後的努力，则在国家统一，政治民主。我们只有共循统一民主的道路，完成建国的工作，实行　国父的叁民主义，-能同臻於国力充沛，民生康乐的境域。五十年国民革命所期求，八年抗战所祈向，就在这个最大最後的成功。」

   　　国民政府对外和对内的设施，即依上述方针进行。中共及其国际「同志们」，也就集中力量来破坏国民政府这个和平建设的方针。

第五节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叁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美英苏叁国在雅尔达签订的密约，我们中华民国没有参加，在法律上自不受其约束，但在事实上，美国对苏和对华政策所加於中苏谈判的影响之大，却无可讳言。

   　　叁十四年四月，外交部长宋子文率领中华民国代表团赴美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已携带着对苏谈判的方案。当然我们的方案是沿袭民国十叁年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和二十六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两大根据，寻求战後两国「和平共存」的途径。我们并没有准备[138]着莫斯科一笔抹煞这两个协定，而完全恢复一九零四年帝俄沙皇在东方霸占的特殊权益。

   　　但在莫斯科中苏谈判中，我们仍然对於下列的国家权益，不得不作重大让步：

   　　一、承认外蒙的独立自治

   　　二、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

   　　叁、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於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之货物，免除关税

   　　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

   　　苏俄在这条约及其附件中对於中华民国所承诺的各款，则如左记：

   　　一、「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给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苏俄政府以东叁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叁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叁、「关於新疆最近事变，苏俄政府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四、关於苏俄参加对日作战後，其军队由中国撤退之问题，「史达 [139]林统帅声明，在日本投降以後，苏俄军队当於叁星期之内开始撤退」。并谓「最多叁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

   　　现在我们就把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和史达林的诺言，作为苏俄外交与军事上的实际行动的尺度，来衡量此後事势的发展。

第六节　　　毛泽东的重庆会谈

   　　国民政府与苏俄谈判友好同盟条约的同时，也重新开始与中共商谈和平共存的途径。自日本宣布投降之後，我叁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到了八月二十七日，赫尔利大使亲往延安，次日，偕同毛泽东飞抵重庆。

   　　此後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在四十一天之内，举行了五次会谈，至十月十日发表「会谈记要」，其重要事项如下：

   　　一、关於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１）「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140]　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叁民主义。」

   　　　　（２）「蒋主席所倡导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於政治民主化问题

   　　　　「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叁、关於国民大会问题

   　　　　关於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等问题，未获协议，双方同意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於军队国家化问题

   　　　　中共提出政府应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区实施计画，并重划军区，确定徵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画之下，中共愿由现有数目缩编为二十四个至二十个师，并将应整编的部队移至陇海以北及苏北皖北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画正在进行，对於中共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可以考虑，「为具体计画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叁人小组[141]　进行之」。

   　　五、关於受降问题

   　　　　中共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共军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虑。

   　　毛泽东离重庆回延安的前夕，发表演说，依中共机关报之新华日报十月九日的记载，有如下语句：

   　　　　「中国今日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

   　　　　「国共两党与各党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叁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口头上说他不作「其他打算」，但在事实上，他正在作「其他打算」。他的打算是什麽呢？此後的事实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覆。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後，不到一个月，他就把上述所有协议及其一切诺言，都彻底破坏无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