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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共匪阻绕受降

   [142]　　这四十一天的商谈，吸引了全国的视线，掩敝了匪军的实际行动。匪军的实际行动是怎样呢？据重庆新华日报十月十七日发表，从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一日，各地匪军占据城市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路上，都控制若干据点，妨害华北和华中的交通要道；并威胁了山海关到杭州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陟的黄河沿岸，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

   　　九月十一日之後的一个月，正是国军在各地接受日军投降的期间。总计在十一个受降区内，受降的日军为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人，均依照盟军总部的规定，遣送回日。但是匪军在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包围缴械的日军，将近叁万人，均扣不遣送。

   　　共匪一方面阻挠国军受降，一方面又在各地区积极扩大反美的宣传。

   　　抗战结束以前，中美两国军队在中国战场上并肩作战。日本投降之後，美军协助中国军队受降。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於美军与我军共同作战，以及协助我军受降，都是衷诚信任，热烈欢迎的。但是共匪横蛮指斥美军在天津、秦皇岛和北戴河、青岛、烟台等地协助国军受降的活动，是「干涉中国内政」。

   　　共匪的宣传者说：俄军从东北撤退，美军却在华北登陆，美军显 [143]然是支持国民政府的「反民主政策」。他们这种宣传的目的，在一方面是影响美国的舆论，压迫美国政府撤退其在中国战场的美国军队；另一方面，就是妨害国军到华北受降，特别是阻止国军到东北接收主权。

   　　共匪在这一大宣传运动的背後，做了一些什麽？他做的是：

   　　一、破坏交通：所有北方各铁路的干支线，都遭共军破坏，总计　　　　数百次，其破坏最严重的处所，需要长时间始能修复；

   　　二、决溃黄汛堤：河南省太康一带，造成数百里灾区；

   　　叁、炸毁及拆毁河北、山西及河南的矿场；

   　　四、焚毁及捣毁工厂：单是山西一省，大小工厂被其破坏五百馀　　　　家；

   　　五、烧平村镇：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到处都发生这种暴行；

   　　六、屠杀人民：张家口的屠城尤为惨酷；

   　　七、强拉壮丁：凡共军到过的地方，十五至四十五岁的男子都被　　　　迫「参军」；

   　　八、扩大地盘：：自九月至十二月，所谓解放区已由七十县扩大　　　　为两百馀县；

   　　九、滥发「抗币」和「边币」等伪币，强迫人民使用，破坏国家　　　　的币制。

第八节　　苏俄在东北的违约背信

   　　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於中苏此次共同作战，苏俄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叁省後，苏俄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第二条及第五条规定如下：

   　　「（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若干人，在业已收复之领土执行左列任务：

   　　　　　　甲、在敌人业已肃清之区域，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

   　　　　　　乙、协助在已收复领土内，树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与苏联军队之合作。」

   　　「（五）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

   　　直至八月叁十日，赫尔利大使以美国驻俄大使哈立曼电文相告，史达林对哈立曼还是说：「迄至现在，红军并未与中共取得接触」，又说：「在东北之红军并未发现有任何共军游击队。」但在事实上苏俄军队乘日本投降的机会，进入我东北，收缴日军的武器，扣留日俘[145]。同时，对於我国民政府派遣军队进入东北接收主权，处处阻挠，并正式拒绝，而为中共匪部进入东北争取时间，并将其所收缴的日军百馀万人所使用的武器给予共军。

   　　十月一日，苏俄大使彼得洛夫通知我方，谓苏俄政府决定十月上旬开始撤兵，请我派员於十日以前，到长春与马林诺夫斯基商谈接防办法。我政府即派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飞往长春，并通知彼得洛夫，谓我方决定於十月十日自九龙船运部队往大连登陆，进入东北接防。五日，我驻俄大使傅秉常电告，苏俄外交部表示：「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苏俄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我军在大连登陆的计画因而中止实施。熊主任到长春後，於十叁日及十七日，两度与马林诺夫斯基商谈，提出我军在葫芦岛与营口登陆的计画，马答以「并无意见」。但至二十七日，我军先头部队到达葫芦岛，竟遭岸上匪军射击，不能登陆，折回青岛。政府至此只得指定其转往秦皇岛登陆，循北宁路向山海关前进。

   　　十一月五日，马林诺夫斯基通知熊主任，葫芦岛已被共军占据，营口已有共军进入，他对於国军在营口登陆，不能负责。他又说俄军自十日起即向北撤退，至撤退之地方情形，苏方概不负责。他对於我方编组地方团队，及派联络员偕同我政府人员往各省市接收，都拒绝同意。这时中共由山东海运北上的部队已进入安东。十一日竟有共军[146]进入我东北行营所在之长春市。同时渖阳亦有共军准备作战。

第九节　　苏俄盘据外蒙并侵占热察

   　　前章说过，民国叁十年六月，苏俄对德作战，唐努乌梁海的傀儡组织亦即宣布其参加苏俄对德的战争，於是唐努乌梁海也就并入苏俄的版图。（注）到了民国叁十四年八月，莫斯科再将这一公式，应用於外蒙古。这年八月九日，苏俄对日宣战。十一日，外蒙古的傀儡组织亦对日宣战。次年（叁十五年）二月十叁日，俄蒙重订新约，於是外蒙古乃在其所谓「独立」的名义下，并归苏俄的统治。

   　　苏俄对日宣战之後，其军队随即侵入我东北。外蒙对日宣战之後，其军队亦即侵入我察哈尔。八月二十叁日，中共匪军在俄蒙军掩护之下，窜入张家口。俄共与中共乃即制造「内蒙自治」的运动。俄军更以外蒙傀儡组织的名义，向「内蒙」输送军火，并派遣其所谓「苏蒙军使节团」到张家口，对匪军予以训练和装备。叁十五年一月，竟在兴安之南的葛根庙，召开其所谓「东蒙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其所谓「东蒙人民自治政府」。这年四月，又在承德召集其东西蒙的傀儡举行会议，将东蒙自治政府并入其所谓「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企[147]图於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时期，亦举行其所谓「内蒙人民代表会议」，设立「内蒙自治区政府」。

   　　叁十六年六月五日，苏俄的红星飞机掩护外蒙军队，从蒙古与新疆边界之白塔山，侵入我新疆省。此後叁十七年一月至四月，这一冲突，仍继续发生。我政府对苏俄政府屡提抗议，莫斯科反而栽诬我国国军侵入外蒙边境。

   　　民国叁十四年八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政府为了中俄两国友好，并望长期和平关系，乃接受苏俄所提外蒙独立的要求。我政府对外蒙的政策，向以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为指导原则，如外蒙从此真能独立自由，而为中俄两国互不侵犯之仲界与保障，虽付出这样钜大的代价，亦在所不惜。不料我们承认其独立之後，苏俄对外蒙的控制，更变本加利，而我外蒙民族乃沦入奴隶牛马的境域。并且外蒙傀儡组织，在苏俄指使之下，即於当年策动我内蒙的叛乱，同时不断扰乱新疆，而且历次参加新疆事变。可知外蒙这种傀儡组织不仅不能代表蒙古民族，并且完全是苏俄侵略中国和破坏东方感觉和平的工具，绝对不能构成一个独立自治的国家。

   （注）本编第叁章第二十节，第九八页至九九页。

第十节　　史达林采取行动

   　　叁十四年八月以後，苏俄违约背信，对我热察及东北领土的野心企图，及其对中共叛乱阴谋指使与策画，暴露无疑。至於俄军对於我东北人民掳掠奸淫的残暴行为，更不忍在此有所叙述。

   　　我们认清了俄方对东北的狂暴劫掠和他的狡诈手段，乃决定将东北行营及接收人员自长春撤退，移至山海关。十一月十五日，外交部以此一项决定通知俄使彼得罗夫。同时我电告美国杜鲁门总统，指出苏俄违约背信所造成的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的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的重大威胁，唯有中美双方积极的与协调的行动，-能防止其继续恶化。杜鲁门总统表示其必与我密切合作，妥商办法。

   　　我政府关於东北行营撤退长春的决定发表以後，俄方态度乃临时转变，而突然软化，对我方极力表示友好，并声称一切接收工作，皆可依照友好同盟条约进行，而无不可以协商解决之事。但是我仍照既定方针，令行营移驻榆关，所有调往东北的部队，决定放弃大连、营口等港登陆计画皆由陆上沿锦榆路前进。十一月二十六日，国军从榆[149]关进驻锦州，占领葫-岛。我即令其停止待命，勿再向渖阳前进。我政府对东北，决心不再进行接收工作，一任俄军非法占领，再看他将来如何解决这一国际和平安全所关的东北问题。

   　　但是当时俄方一再作友好的表示。而美国政府同时复以诚意拨给大量运输舰只，协助我从海道运兵进入东北，期待我早日接收东北主权。於是我原定停止接收东北的政策乃又动摇，而改取积极进行全面接收的行动。十二月五日，马林诺夫斯基亦派员与我方谈判国军由锦州向渖阳推进时双方联络问题。叁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军进驻渖阳。

   　　至此，史达林忽亦采取行动。他邀经国访俄。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国以我私人代表的资格往莫斯科，至叁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回国。史达林在其与经国两次谈话中，表示他对於中、苏及国共两党和平共存的意愿，并且表示他赞同中美苏叁国的合作，但反对中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尤其反对第叁者的势力进入东北，而力劝中国采取不偏不倚的独立政策。

   　　史达林最後对经国表示其希望我访问莫斯科，或在中俄边境上适当地点会谈，实则此次史达林邀经国访俄，其目的全在於此。我曾以此事徵询马歇尔特使的意见，马歇尔特使的答覆是「如有助於中俄的邦交，他无不赞同」。於是我对他亦未便再道其详，否则，他或许以为我有挟俄自重的心理。我乃决定婉谢史达林的邀请。

  [150]　　到了五月五日（叁十五年），苏俄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接莫斯科来电，要见经国。六日，经国与罗申晤谈，得知史达林再度邀请我访莫斯科，与他会晤，其时间最好是莫洛托夫由巴黎回俄以後。七日莫斯科又电罗申，催我答覆。

   　　当时我经过郑重考虑之後，认为这是我国今後外交政策成败上，一个最後决定关头。如我接受其邀请访俄，则今後外交只有依照俄共对华一贯的策略，就是国共合作，共同组织联合政府，向苏俄一面倒，以达其对我「和平转变」的目的，我们如果走上这一条路，那就是断送我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以及整个民族命脉。否则，拒绝他的邀请，使其断绝对我的希望，则他对扶植其傀儡共匪侵华的行动，必更表面化，而再无回旋的馀地。但是当时国际舆论已在共产国际宣传笼罩之下，民主各国对於中苏关系，多半姑息苏俄，其对我政府的态度，都是十分淡漠，且抱极度悲观，而其对中国的前途及其本国在华的利益，几乎都寄托在中共身上。所以我国当时，无论采取苏俄或美英的外交路线，其所得後果如何，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最後，我与中央干部更加以彻底检讨，佥认为今日我国的外交，只有以本国永久的利害和人民根本的祸福关系为基础，来决定我们独立自主的政策，而决不能以国际上一时的苟安和目前的得失为转移。[151]自中苏同盟条约订立之後，我们在这样重大的牺牲之下，尚不能餍足其欲望，那他非彻底统制我中国，灭亡我民族不可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所以在苏俄未能履行此条约，以事实证明其中俄合作尚有一线希望之前，我实无与史达林会晤的必要。

   　　这时东亚大陆与西太平洋的危机，正以我们东北为起点，而在加速发展之中。大家认为这一危机，非中美彻底合作，不能阻止其继续恶化。莫斯科当然知道，为了他要独占东北，并促成中共的叛乱，必须要先破坏中美的关系，而使中国完全孤立。如果此次我们不能拒绝他的邀请，而与他会晤，无异於提供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以离间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资料。当时中美关系已潜伏着一股国际暗流，中国已陷入孤立的地位，若使中美双方要以其两国对俄的共同利害关系为基础，来商讨共同对俄的政策，实不可能了。所以此时，我们只可不问国际环境，和西方国家对我国态度和政策如何，而坚持独立自主的一贯政策，对俄共侵略者作孤军奋斗，与之周旋到底。因此我对於史达林第二次的邀请，乃再度决定予以委婉的拒绝。

   　　後来美国驻华大使馆员却来向我探询，说是我两次要求会晤史达林，而皆为史达林所拒绝，其内容究竟如何？我-把经过事实告知他。由此更可见史达林这一举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制造疑云，中伤中美[152]两国关系。若是我在当时，真是接受其邀约的话，那他对中美挑拨离间的手段，更是有隙可乘，无所不用其极了。这亦是我们在中俄「和平共存」中一个深刻的教训。

第十一节　史达林对中国的建议--中国之中立化

   　　莫斯科不仅消极的中伤中美的关系，并且积极的企图操纵中国的外交与内政。史达林屡次对我政府表达下列的意见：

   　　一、他说明他与中共的关系时，希望中国不再认定苏俄与中共混为一体。他与中共在政治上并无任何关系，只是俄共在国际上对各国共党一样表示其同情而已。他承认苏俄曾有代表驻在延安，但此时已经召回。他自称其对於中共派遣军队进入东北一点，曾经拒绝同意；

   　　二、他不仅要求中国拒绝「第叁者」进入东北，并且希望中国采取「独立政策」。他指责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并要求中国实行与苏俄积极的「共同防日」，并希望中国重新采取民国十叁年的「联俄」与「容共」的政策。当时他所谓不偏不倚[153]　的「独立政策」，其实就是要求中国采取中立路线，而陷於　　　　孤立，使我不能不向他「一面倒」。

   　　叁、他表示苏俄对中国的道义与物资的援助，决不给予中共，而必须支持国民政府。如果对国共和解问题，中国政府没有认为必要，则苏俄必不愿参与其间。他希望国民政府对中共的要求，多作让步。他主张中国国民党与中共作「和平竞争」　　　　。

   　　四、他极力说明第二次大战之後，二十年至叁十年之内，没有世界战争。

   　　这是苏俄在我抗战胜利之初，叁十五年的阶段，对华的中立战术，亦即为史达林的一个很明白的策略，其用心何在，昭然若揭。当时只要我采取他的所谓「独立政策」，对外以美苏两国和东西两方的桥梁自居，采取中立路线，而对内经由莫斯科的调停而与中共及各党派组织「联合政府」，其结果是整个中国「和平转变」为苏俄的附庸，苏俄亦即兵不血刃而控制整个中国，从此他不仅是可以和平的征服亚洲，而且更可以转化太平洋为俄罗斯的内湖。因此我乃决心拒绝史达林这一切建议。

第十二节　国际共党的宣传攻势

   　　莫斯科侵略主义者知道，要在战场上征服中国，必先在美国的舆[154]论与外交上击败国民政府。同时他亦知道，非推倒中华民国亲美的政府，而以中共取而代之，即不能依照其一贯的谋略，作有计画有程序的逐步实施，来排除美国在中国的势力，以达到其独霸亚洲的野心。

   　　在抗战结束时期，共匪的军队虽自称四十七万人，但若国民政府顺利推行其复员建设计画，全国国民趋向於还乡复业，各安生计，共匪虽欲以武装力量分裂国家，夺取政权，终必为国民所共弃。他只有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反之，如果国民政府放手动员作战，亦必能重获十年以前在赣南五度围剿最後的胜利。这一胜利足以保持国家的完整，遏制中共对於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威胁与破坏。国民政府对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我在当时选择了和平建设的道路，同时对共匪的武装叛乱，亦有控制与戡定的把握与自信。

   　　共匪当然知道，国民政府无论是和平建设或是动员戡乱，只要是顺利进行，都足以打击他的企图，甚至消灭他的存在。所以共匪及其国际同志们，在莫斯科指使之下，对国际社会与中国国内，以「和平共存」掩蔽其武装叛乱，以武装叛乱助长其政治攻势，使国民政府陷於孤立的地位，坠入既不能和又不能战的困境。

   [155]　　当时国内外人士如能作公平与冷静的观察和评判，必然达到如下之两点，但是他们受了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宣传活动的影响，对中国问题的本质，没有明确的分析。

   　　一、在政治上，共匪的武装叛乱，就是苏俄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战争的执行者是中共匪军，而其主使者是莫斯科。但是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众口同声，指为「内战」，并诬为国民政府所制造，以掩蔽其侵略主义的本质。

   　　二、在法律上，国民政府与任何民主国家的政府一样，对於国内的叛乱不能不加以戡定，以维持政治社会的秩序。这是政府的职责，也是政府的权力。但是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反内战」的宣传，竟使国内外人士抹煞国民政府的应有职责和合法权力，误认国民政府为穷兵黩武的侵略主义的法西斯，而加以诋毁；同时误信共匪的叛乱为民主运动和土改运动，而寄予同情。

   　　国际共党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宣传活动，在国际间造成一种逻辑。当然这一逻辑是错误的。共匪制造武装叛乱迫使国民政府不能不采取军事行动，而一般人士却指责这踵军事行动即为挑起「内战」，而「内战」乃构成世界和平的威胁，以耸动世界的观听。在这种逻辑之下，国民政府为了取得国际的谅解和盟邦的合作，只有束手坐待共匪到[156]处袭击，扩大叛乱。其结果，国民政府就失掉控制国家秩序的权力，於是共匪的武装暴力全面发展，而乃真正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了。

第十叁节　共匪对中立主义的运用

   　　在这国际共党对中国一面制造「内战」，而一面又「反内战」的政治宣传攻势之中，共匪再度展开其中立战术。抗战以前，所谓抗日救国大同盟，到了抗战期间，更与几个政团结成所谓「民主同盟」。抗战结束之後，这一民主同盟再度以中立的姿态，扩大活动。叁十四年十月，民主同盟临时全国大会发表宣言，自己承认其为中立主义者。宣言说道：

   　　　　「民主同盟自成立以来，即以独立的而且中立的立场，对国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有继续不断的努力。」

   　　同时宣言也暴露了他自己的工作，是替中共作「内战」与「反内战」的宣传活动。宣言说道：

   　　　　「中国今天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对峙的局面。日本投降以後，对立的形势更增加了内战的危机。倘若这种形势不能彻底改变，中国便谈不到和平、统一、团结，更谈不到民主。」[157]

   　　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替中共提出其所谓「联合政府」的主张，宣言说道：

   　　　　「民主同盟始终相信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同时亦是全国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建国的唯一途径」。

   　　当时的局势如果是「国共两党对峙的局势」，而有人采取独立的中立的立场，为国家「和平、统一、团结与民主」来努力，这个人是何等时髦？於是这一宣传攻势之中，一般游离的政客，失意的军人，以及一般对政治无远见，和对苏俄的侵略主义与共匪的颠覆活动无认识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他们得到一个政治的出路的唯一良机。就是在这样中立主义的空气笼罩之下，社会反共的心理渐趋瓦解，政府也渐陷於孤立地位。

   　　同时在无形中，共党既孤立了我们政府；而也孤立了中立者。这些中立者本来是对国民革命没有认识，对共产主义也莫名其妙，是非不明，利害不分，只知投机取巧，混水摸鱼是图，他们就是这样在政府与中共两者的中间，纵衡捭阖，过着骑墙的生活。他们以为即使共匪得势，亦可待价而沽，不患无利可图。不料到了我们政府遭受挫折之後，这些自命为中立者一经沦入铁幕，却就丧失了其「使用价值」，而只有俯首屈膝，受共匪的宰制了。

   [158]　　叁十五年这一年中间，国际调处与政治协商，更是造成一种姑息妥协的气氛，使中立主义愈益猖狂。这中立与民主的伪装，掩蔽了共匪的军事行动，伸张了他的渗透工作，瓦解了反共的力量，最後破坏了政府动员戡乱的政策。这要比共匪自己直接的活动，发生了更大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