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版

一部大书的抗战苦旅 2007年03月01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陈训慈（前左）、陈布雷（前中）与家人 文澜阁书(部分)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共缮写七部，分别藏于七处：北京宫内文渊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北四阁中，文源阁本毁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焚，文渊阁本20世纪40年代移至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从承德移藏于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在文革中从沈阳故宫移藏于兰州，现存于甘肃省图书馆。

        南三阁中，文宗、文汇阁本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被毁，文澜阁本则另有一番曲折经历。

        杭州文澜阁始建于1782年，1861年太平军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库书散落民间，后由杭州著名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努力抢救了一部分，于1881年再度存入修复后的文澜阁。1911年浙江省咨议局议决，将阁书拨归浙江图书馆，遂移藏于该馆在孤山的新馆址。1915年－1925年，又先后组织过两次规模较大的补抄，使全书基本补齐，总册数已有36278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文澜阁《四库全书》开始了漫长的漂泊岁月。

        “日本人要抢走它”

       1994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毛昭晰在日本京都读到日本学者松木刚《掠夺了的文化——战争和图书》一书，书中记述，杭州沦陷后不久，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于1938年2月22日派了9个人从上海赶到杭州，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

        “抗战刚刚开始，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有的说，东北沦陷后，日本人将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往东京，而北京的两套书（宫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也快要被日本鬼子抢去了。”现任浙江图书馆事业研究所所长的林祖藻说，在纪念原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沙孟海等老先生这样回忆当年的情况。在烽火硝烟中，陈训慈带领浙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辗转数千里，历时近9年，终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保全。

        陈训慈举债迁书

        陈训慈字叔谅，陈布雷之弟，1923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抗战爆发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日机时常袭击杭城。11月，日寇登陆金山卫，杭州危在旦夕，文澜阁库书必须尽快转移。

        1937年11月13日和20日，为筹措运书款，陈训慈数次至省教育厅（当时浙图归省教育厅管辖）求助，只领到三百元。陈训慈只好四处举债。

        陈训慈在日记中写道：“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为运书款，绌以向张君晓峰借两百金，自垫二百金，今悉磬。无应挑工的工资，乃往访振公仅借得六十金，应付颇不易……”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负责保管工作的毛春翔在《图书展望》（1947年复刊第三期）的一篇文章中回忆道：“馆长陈叔谅先生恐阁书被炸，即命总务组赶制木箱，准备迁移。七月末，情势日益恶劣，乃决定迁运日期及地点。日期，定于八月四日。地点，决定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宅，……八月一日，全馆职员集孤山分馆，点书装箱，至三日深夜装竣。计阁书一百四十箱，善本书八十八箱，共二百二十八箱。四日晨阁书离馆，运往江干装一大船。五日午刻，抵达渔山。”

      1937年12月3日，库书与善本自富阳向南运抵桐庐。后依靠从浙江大学借来的卡车，分运三天，继续向南到达建德县，最后运抵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浙江省龙泉县。

        但龙泉仍非久留之地，将库书运到大后方才是妥善之策。遵照当时教育部的要求，库书于1938年3月27日从浙江龙泉出发西迁，途经福建浦城，又折回浙江江山，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至4月底运抵贵阳，先存西郊张家祠堂，后藏北郊地母洞。

        约1600公里行程中，除了借助浙赣铁路，大多数时间都只能靠肩挑、人拉和船运。路途遥远、天气寒冷，加上日机空袭不断，一路艰险，难以言述。

        到达贵阳后，陈训慈向图书界前辈张宗祥求字，张赋诗一首，概括了这一趟“文化苦旅”：

        辛苦南征道路长，寿松秘籍在行囊。

        护书心血债全愿，历劫漂湘发奇香。

        天一丛残怀甬上，文澜安稳到黔阳。

        八千卷已归何处，老友飘零泪数行。
    
        竺可桢援手护书

        竺可桢与陈训慈有师生之谊，时任浙江大学校长，于文澜阁库书的大转移也有莫大帮助。

        1939年6月23日下午，随浙大南迁的竺可桢偕贵州省教育厅人员至地母洞察看库书存放情况，看到只有两名工人看守。打开一箱验视，发现其中书已略有潮湿。他们当即商定，屋顶须以瓦代木，箱中书籍须晾晒，看护工作必须有人主持，为此要向有关部门申请经费。

        竺可桢在1942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谭其骧来，渠眼力不佳，愿代方翥人去贵阳晒四库全书。但贵州只六、七、八各月多见阳光，九月以后则暗无天日，此时晒曝殊不相宜。”1943年11月24日，竺可桢又记：“八点晤（贵州省）教育厅欧愧安厅长。与谈文澜阁《四库全书》放在地母洞潮湿，于库不相宜。”

       1942年4月，竺可桢赴重庆参加教育部第二届学术审议会大会。19日下午受到蒋介石接见时借机把库书问题反映到了权力最高层。

       1944年，日军从广西北犯贵州，11月，黔境告危。12月8日，《四库全书》转运迁渝，至23日抵达重庆青木关。1945年2月19日，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张宗祥、竺可桢、陈训慈皆为委员。

        抗战胜利后，库书于1946年5月7日由6辆汽车载运离开青木关，费时近两月，于7月5日抵杭州。

       从1937年8月4日离开杭州起，至1946年7月5日回到杭州止，文澜阁《四库全书》经历了长达8年又11个月的“抗战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