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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民革命各战役成败得失的检讨

   　　叁十年来，我们曾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叁度克服这反历史的和反时代精神的逆流。今日我们是第四度对这一逆流来继续奋斗。现在先检讨北伐抗战和剿匪战争的成败得失。

   　　一、国民革命第一战役-北伐战争

   [206]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我们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前，俄共阻止我们的北伐，十六年北伐军事到达长江流域，俄共更进而破坏我们的北伐，所以十五年广州定乱与十六年全面清党，乃是我们国民革命北伐成功的两个关键。如果没有十五年的广州定乱，根本就没有北伐出师的可能。若是没有十六年的全面清党，那更是没有北伐成功的历史了。为什麽俄共对我们北伐战争，定要这样事前阻止，并且中途破坏呢？我在第一编中，业已分别说明其实际的经历，本章只就我们北伐的战争思想和战略原则上，重加考察。

   　　我们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初，无论财力、兵力，和武器实力，都不及北洋军阀十分之一，而其所以克敌制胜，仍能在此叁年之内，获得最後统一成功的基本原因，就是我们的北伐乃是革命战争，发挥了国民战争的精神。（注七）当时中国是在一个社会变动和民族觉悟的时期，北洋军阀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是违反国民心理和时代的需要，所以他们虽有优势的财力、兵力，和旧殖民主义的後援，仍不能抵抗我国民革命军，而在军事战场上宣告失败。

   　　我们的革命方略，是在军事力量到达长江流域之後，以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的方针，求全国的统一；并在军阀割据一经扫除之後，立即从革命破坏转入革命建设的阶段。我们对外以外交谈判方式来撤废不平等条约，对内以社会民生建设来建立统一的基础。所以北伐完成[207]以後，我们国民政府即着手建设，於是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六年之间，虽遭受了共匪与日本不断的侵略和破坏，而在政治、经济、财政、金融、交通、教育，各种事业上，建设的成绩仍得创造了中国的新记录。

   　　当时俄共对於我们国民革命，-图利用其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来发展其共产主义的侵略阴谋。但是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求中国的自由平等，所以中国国民党始终警戒着他要在反旧殖民地主义的斗争过程之中，投入新殖民地主义的陷阱。因此，俄共要在本党中央还是局限於广州的时期，夺取我们的政权为其反革命的基地，然後由他共党假借叁民主义的旗帜，利用中国国民党的名义，渗透全国社会各阶层，来进行其阶级战争，把我们整个国家转向苏俄而为其亚洲的第一个附庸。所以我们必须突破这限於广州一隅的危局，实行出师北伐，使国家对内的统一，成为国家对外独立的基础。

   　　於是我们在北伐之前，乃有戡定中山舰事变，以及在北伐的中途，更要全面清党，肃清了共产份子，防制了阶级战争，并粉碎了他挑拨国民革命军在南京上海汉口各地与列强的冲突，为苏俄赤色帝国主义建立东亚新殖民地的阴谋，於是国民革命第一期的北伐战争，-能达到最後的成功。这两大事件，乃成为我们北伐战争成败的关键。

   [208]　　二、国民革命第二战役-长江剿匪战争

   　　十九年至二十叁年（一九叁零-一九叁四），我们国民政府对中共匪军，实施了五次围剿，第一编中，已略有叙述。我在这-要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剿匪战争的思想，乃是本於民族革命的国民战争的思想，这一战争思想，在第五次围剿之中，表现得最清楚，执行得最彻底，所以这次围剿就能达到最後的胜利。

   　　在这一时期，中共匪军窜扰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开辟了他八个苏维埃游击区，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实行他「战略的持久战，和战术的速决战，平时分兵以发动群众，战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包围歼灭敌人」的原则。无论他自称其这一「革命战争的军事路线」如何「正确」，而在实质上，不过是俄国式的武装暴动和游击战法，与中国旧时流寇式的裹胁群众，望屋而食的流动战法，在其「绝对战争」思想之下，综合运用而已。

   　　当时我们国民政府，正是在日军与共匪两面作战之中。日军每次的侵略军事，常给予匪军以突破国军的包围，而更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日军与共匪两面夹击的形势，使我们国军的战争，更限制於被动的地位，於是第一次至第四次，连续叁年的围剿，都未能收到预期的成效。二十二年十月，乃在南昌召集前方高级将领顾祝同、蒋鼎文、[209]陈诚、薛岳、孙连仲等，开剿匪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中，遵照政府「先安内而後攘外」的政策之下，确定了第五次围剿的计画，采取了「叁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并确立了「战略取攻势，与战术取守势」的原则。我们在军事上实施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剿，分进合击的战法，来打击共匪的人海战术与游击战术。尤其是在政治和社会上，凡是及龄的壮丁，不分农、工、商、学，皆在叁民主义旗帜之下，一致参加剿共工作和防奸清匪的保甲组织。在经济与交通上，对匪区彻底封锁，杜绝消息，不使其有向外钻隙，超越渗透，和发展其宣传与组织的间隙，更不使其获有外援接济的机会，以充实其战力。因为在这样政治、社会、经济、交通的条件互相配合之下，国军的舰艇、飞机和重武器，都能充分发挥其效用，使共匪破坏我交通，截断我後方，孤立我据点，腰击我增援，所谓「围点打援」、「猛攻速决」等等一切的战术，丧失其效用，皆不能阻碍我国民革命军进剿的计画。於是第五次围剿，乃继北伐之役，而完成了肃清长江七省匪区的大小巢穴，彻底粉碎了共匪苏维埃傀儡组织，而贯彻了当时「安内攘外」的政策。

   　　叁、国民革命第叁战役-抗日战争

   　　时代精神在我们国民革命中所发生的力量，以及其在我们战争思[210]想中所占有的地位，更不是旧殖民地主义者所能认识。这一事实，可以日本军阀对於中国国民革命，毫无了解，而招致失败为例，来加以说明。

   　　民国十五年至十七年（一九二六--一九二八），我们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日本军阀把我们的国民革命战争，仍看做北京政府时代的北洋军阀内哄，认为我们国民政府，无论如何不能越过黄河以北，统一中国。所以他在我们革命军进入黄河流域的山东省区时，他就藉口保侨，出兵青岛、济南，无端挑衅，横阻我军北进。後来我们国民革命军，竟於当年收复整个东北，完全统一了中国，这是他们所梦想不到的。到了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後，我们国民政府为了清剿共匪，进行建设，对於日本，不惜委屈忍痛，暂维和平。二十叁年，我发表「敌乎？友乎？」的小册，促使日本军阀觉悟。二十四年十一月，我对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外交报告，决定对日的方针，就是「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後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仍然期待日本军阀能够放弃其军事侵华政策。到了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我在庐山谈话会中明白宣布：

   　　　　「我们如果临到最後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最後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211]　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能博得最後的胜利。」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日本军阀至此仍然不能了解我们抗战的本质是什麽。他倡言只要使用其叁个师团兵力，在叁个星期之内，就可依照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征服整个中国；故毫无忌惮的一意孤行，继续扩大其侵略军事。到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我为南京撤守，向全国国民宣布：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後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於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於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故我全国同胞，不能徒顾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後胜利之信心。」

   　　我今日率直的指出：这一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最後胜利的信心，乃是以叁民主义的时代精神，发挥其民族革命的全民战争的特徵。再明确一点说，当时我们亦抱定无限战争的思想，乃毅然决然采取长期抗战的决策，以消耗战略打击敌人「速战速决」的侵略行动，以焦土[212]政策打击敌人「以战养战」的战争思想，并宣布「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指导方针，来抵抗日阀「大东亚新秩序」的侵略战争。最後乃以平汉与粤汉路以西交通困难的广大地区为根据地，转守为攻，而与敌人决战。

   　　我们这一战役的决定，也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政治决定兵术」的原则。我们中国是一个弱国，无论经济、工业、科学、技术，以及军队、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九一八以後，我们忍辱负重，与日本谈判和平，六年之中，并不轻言宣战。但是战端一开，我们只有不惜「向国内退军」的焦土政策，而以叁民主义的新精神，和国民革命的新战法，来对日本军阀，作绝对性的战争。我们坚持这一战略原则，全面抗战至八年之久，其间虽经过苏俄无数破坏的阴谋，和共匪积极反动的叛乱，但最後终能与世界大战，获得共同胜利的结束。

   　　四、国民革命第四战役-抗战胜利後反共斗争的挫折

   　　抗战期间，国民革命的逆流--共产主义，在民族精神的压力与我们政府严峻防范之下，他们企图转变民族战争为阶级战争，以及其转化外战为内战的阴谋，都被我们逐一粉碎，而终归泡影。但是到了抗战胜利之後，苏俄与中共反得以施逞其侵略计画，而我们反共战争，竟遭受悲惨的挫折。其原因究竟何在？我在本章中，要对我们反共[213]战争期间的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以及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分别加以检讨。而在这-先要指出的一点，就是中国对日抗战所依恃的力量，是精神重於物质。这一民族精神力量乃使我对日抗战前後继续至十四年之久，而屹立未撼。当抗日战争发动之初，我们政府早已预定这一战争为长期战争，并且预计这一对日长期作战之後，苏俄必将乘我国力凋敝之馀，肆其外部侵略与内部颠覆之阴谋。因此我们确定「抗战建国方针」，要在抗战中加强精神动员，进行建国工作，并预期抗战胜利之後，建设叁民主义富强康乐的现代国家。当然俄共及中共也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这长期战争之中，始终与日军的侵略战事，互相呼应。一面对我国军乘虚蹈隙，内外夹击；一面更在社会各阶层乘机渗透，潜伏煽惑，运用其伪装欺诈之反宣传，无形中损害我政府信誉，沮丧我国军士气，尤其是阻碍我政府一切的建设计画。到了抗战结束之後，竟不惜倒行逆施，更以其卖国残民，全面武装叛乱的行动，摧毁我国家一切建设事业，阻绝我政府一切复员工作，破坏经济，扰乱社会，特别针对人民久战厌倦的心理，散布民族失败主义的毒素，最後卒致一般社会，是非颠倒，利害莫辨，只求苟安，不计後果。於是叁十年来国民革命之传统精神，被其-丧，民族固有的德性几乎毁灭。所有伦理道德立国的基础，乃完全动摇，而反共意识亦就随之瓦解。此为中国反共战争之所以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原因。

   [214]　　现在我们要开始检讨反共斗争经历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推求这些缺点和错误的根源。

   （注一）民国纪元前六年十月七日，　国父在东京演讲「叁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以为「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後来的社会革命。」

   （注二）民国十年十二月，菲利滨分部党所落成，并开恳亲大会，国父训词之一：「诸同志勉旃：作革命事业，必须彻底，如半途中止，必养痈而贻患。」

   （注叁）实业计画结论。

   （注四）民国十年，在捂州对国民党员讲「党员须宣传叁民主义」。

   （注五）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册，二九叁页。

   （注六）季诺维也夫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演说。

   （注七）本节所谓「国民战争」及「绝对战争」，参看本书第叁编第二章，第一节及第二节，第叁一一页至叁一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