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旗下的《瞭望》周刊本期报道承认，政府行政机关正出现执法“产业化”的现象。“执法变成部门利益的取款机”，一些地方政府更通过“执法经济”达到发家致富的目的。

亲共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称，新华社旗下的《瞭望》周刊本期的一篇报道指出，以执法名义进行罚款，收费过多过滥的现象， “近年来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存在”。例如，湖南郴州境内一段不到25公里的高等级公路上，限速标志牌和雷达测速牌达40块之多，有的地段甚至限速20公里，叫成千上万司机吃罚单。

另有一些地方的公安局，将民警罚款数额与绩效考评挂钩，实行末位淘汰制。这即是说，民警罚单开多有奖金，开少了岗位不保，引发民警间“执法罚款比赛”。

《瞭望》点名曝光吉林省公主岭市公安局的行径：规定把民警派发罚款的10%作为奖金返还给个人，20%返还给罚款的基层单位。

2006年，该局罚款收入高达1600多万元，仅交警罚款就有1100多万元。财政部将罚款收入全部返还，局里再将其中110多万作为罚款奖金往下发，50多名一线交警人均2万元，罚款最多者拿到了5万多元。

政府部门以执法名义“创收”的一大弊端，是罚款有时不但达不到打击犯法的行政目标，反而成为不法行为的保护伞。例如江西某县工商局管理人员公开叫价，向化肥生产和销售企业收取所谓的“市场服务费”、“市场咨询费”等，为劣质化肥进入市场大开绿灯。

政府机关把执法当作盈利事业来运作，在部门利益的趋使下，中国行政部门收费与罚款项目繁多的问题始终屡禁不止。一些部门因此而涨鼓了腰包，推动国家的“预算外收入”大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对《瞭望》提供的数据显示，过去25年来，国家预算外行政事业收费从1978年的63亿4100万元猛增到2003年的3335亿7400万元，上涨51.6倍。

《瞭望》引述有关专家的介绍说，2006年各级政府名目繁多的收费大约1万亿元，相等于同年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李成言认为，预算外资金的存在是执法产业化的主要根源。在中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下，行政、执法和司法机构设置和增加人员时，国家财政对相当多的机构并不给予全额拨款，而是给予创收的“政策”。

另据了解，在这种制度性的矛盾下，神圣的国家执法部门成了滥收罚款的“重灾区”。一方面，执法部门依靠收罚款来筹集工资和奖金；另一方面，公安局、国土资源局、法院、检察院等机构的人员以收罚款创收的做法，也导致一些民众产生“有钱就可以违法”的印象，严重损害法律的神圣性。

在北京，许多市民都知道每逢年底，吃罚单的频率特别高。有市民就讽刺地说，公安需要发奖金过年，老百姓只好乖乖上供。

许多专家早已指出，要纠正执法产业化的现象，必须彻底杜绝各政府部门的“小金库”，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把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政府预算控制，但有关呼吁一直未见落实。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瞭望》上述报道既然出现在广西“计生风暴”刚平息的此时，或许是某种信号。广西的“计生风暴”中，引发群众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就是地方乡镇政府向超生户索要高额“社会抚养费”，收费标准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