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大要案侦察指挥中心相关负责人指出，在国际交往密切、人员流动加剧、交通通讯便捷等社会条件下，贪官外逃的手段更加隐蔽，防控难度加大，表现出“洗钱在先”现象突出等四方面新动向。

　　本周的《瞭望》新闻周刊撰文剖析追捕外逃贪官的问题。首先，“洗钱在先”现象突出。近年发生的广东余振东、浙江杨秀珠案、黑龙江高山案等，一个突出特点是提前转移赃款。

　　文章指出，贪官“洗钱”的主渠道之一是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高山在案发前的几年内通过地下钱庄，数十次把客户的存款转移到其设在加拿大的银行账户上。他在办好了加拿大永久居住权后，还潜入境内转移走最后一笔资金，其作案手段十分谨慎隐蔽。这种方式逃脱了正常的资金外流监管，把不合法的钱财通过隐蔽的手段转移到海外，然后再通过境外机构以合法的形式存到银行。

　　另外一种洗钱方式，就是以企业购买设备名义，向国外转移资金。这类案件多发生在国有企业领域内。外逃人员在出逃前，伪装企业购买设备，把巨额资金打入一个虚拟企业的账户上，然后再把这些钱转移到以亲属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上。这种方式具有较强的迷惑性，往往比较容易得手。从已经掌握的贪官外逃线索分析来看，这类转移赃款方式占到一定比例，而且有增多的趋势。

　　其次，涉及跨国多种犯罪。由于贪官外逃大多涉及巨额的赃款转移，因此其犯罪行为就触犯了多个法律，涉及多种罪名。通常除了贪污外，还有洗钱、挪用、甚至诈骗等罪名，数罪并存是近来贪官外逃又一个突出特点。数罪并存造成案情本身复杂，加上转移赃款数额巨大，引起的社会关注度很高。另外，由于涉及数种犯罪，增加了国际协作的难度，追逃的成本十分巨大。

　　第三，“窝案”明显。过去，贪官外逃主要还是个体作案。而近几年来，出现了窝案犯罪的现象。一个案件涉及较多人。比如广东开平余振东案，先后三任银行行长利用同样的方式作案，在长达8年的时间通过在香港开设公司来转移资金。再如浙江杨秀珠外逃案，出逃前一家人密谋很久，家庭主要成员各自分工参与。在一些外逃案件中，犯罪分子各自分工很明确，有的人专门利用自己在海外的亲属建立账户，有的寻找地下钱庄，有的负责伪造程序转移赃款等，形成了配合密切、作案成功率高的特点。

　　第四，“出逃”方式隐蔽复杂。一些外逃贪官在出逃前利用其所谓合法身份出去“踩点”。比如高山案，高山曾经18次利用公务身份去加拿大考察，名义上是出国考察，实际上是给自己外逃做探路准备；在胡星案中，胡星作为厅级领导干部，按照有关规定，他的因公出国护照是放在省外办集中保管的，但胡星通过他弟弟又办了一个因私护照，并且通过掉包的方式隐蔽出境；一项调查显示，随着更多的城市开通“港澳自由行”，一些贪官利用“自由行”的方式，先出境再逃往别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