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记者的调查，读者也许可以管窥转型期中国的独特情景。
一个多月之后，山西洪洞依然是众矢之的。
“打到县委县政府的外地电话怒骂者很多，骂我们洪洞县里无好人。”6月29日，洪洞县长孙延林对记者说。
坐在记者面前的孙延林仍有些紧张，这位曾经的《临汾日报》总编辑在过去一个月中被昔日的同行寻找和指摘；而他治下的洪洞，在整个6月也已在最高层的批示和全国媒体的谴责中风雨飘摇。
此前，发端于洪洞的山西“黑砖窑”事件甚至被称为一场灾难。从6月7日起，无法阻挡的舆论浪潮已经席卷这个晋西南的县城，随后席卷了整个山西，紧接着的，是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直至最高层的批示和从北京到山西的层层调查。
在最初事实披露后，令人关注的是，面对一个震动全国，万民关注的舆论浪潮，处于风暴中的山西各级政府官员究竟做了什么？其当时的所思所想所做值得玩味。
记者广泛采访山西各级政府官员，全面披露事件背后的政府应对逻辑，探询和考量这一之前未被深入触及的领域。
“不是个大事”
舆论风暴已经开始，外界已酝酿惊涛骇浪，而风暴的核心区，一片平静，洪洞的官员们几乎无人知道。
具体情节在事后的报道中尽人皆知：5月27日上午10点40分左右，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在执行全省统一布置的民爆物品排查行动时，在曹生村砖窑发现了31个被强迫劳动且饱受虐待的农民工，而且有一个痴呆民工之前被打死。
虽然出现了这个恶劣例子，但此时政府如能迅速反应，或许还有争取舆论主动权的可能，但基层官员却有另外的表现。
当事人回忆，5月28号前后，洪洞县广胜寺镇镇长许金铁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许事后对记者说记不太清具体时间——告诉他曹生村发生了”黑砖窑“案件，许金铁当时没有表示惊讶。
正如于幼军接受采访时所说，这反映了一些地方官员的“麻木”。
可以确定的是，当地官员知道上述曹生村砖窑的存在。事后查明，当地矿管所和环保所也早就知情。
奇怪的是，无论是洪洞警方还是广胜寺镇政府都没有给县委书记和县长汇报，不过5月28号的时候洪洞电视台播放了这个新闻，但没有引起各方注意。
直到8天后，6月4号11点，县劳动局长乔红记才找到了副县长王振俊，王振俊随后跟县长孙延林电话汇报，孙指示去了解下，这是作为县长的孙延林“第一次知道”。
当天下午，王振俊到镇上了解情况，并在第二天跟孙延林汇报。这一天，河南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随后被多个网站转载。
基层速度
政府还在按惯有速度处理问题，而从这一天开始，舆论风暴高涨，甚至形成“狂潮”。
此时另一个节点也“按时”到达，洪洞警方一直准备对这个案件进行宣传，本省的山西晚报记者也对案件进行了采访。
事实上，当地政府并不是完全没有“警觉”，6月6日晚10点左右，洪洞县委宣传部知道了要发的稿子，通过熟人跟山西晚报联系撤稿，“但人家说已经就要开始印刷了。”县委宣传部部长说。
山西晚报的稿子在6月7号刊出，这是一个和之前的帖子可以配合的真实例子。
这一天，山西省公安厅网络监察处注意到，题为《400个孩子被卖山西砖窑 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文章已被转贴到“天涯杂谈”的头条，引起各大网站迅速转贴和网民关注，而山西晚报的稿子也已经到了一些网站的头条。
不过洪洞县县长、广胜寺镇镇长都没注意这个新闻，他们说自己没订山西晚报，而且
当时很忙，也没能上网。当天，县政府例行安排有关部门对没离开的6名受伤民工进行了慰问。而县委宣传部官员虽然在6月6号的时候知道了这个事件，但并没有进一步反应。
政府还在按惯有速度处理问题，而从这一天开始，舆论风暴高涨，甚至形成“狂潮”。6月8号早8点半，刚上班的临汾市委办公厅官员在网站上发现了关于洪洞黑砖窑事件的报道，他随即给在外地的市委书记王国正打了电话，“王书记有些吃惊，问，有这种事？”
当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张克强召开了会议，要求工会和公安部门了解情况。
随后的两天，王振俊一直陪“三晋环保行”工作组，而6月10日，县长孙延林赴京参加一个经济会议。
孙延林离开洪洞的当天，赶回临汾的市委书记王国正和市委副书记张克强研究如何处理此事。此时事件已经在工会系统升级，6月11日，全国总工会领导作出批示，但临汾方面还未知道。
这天上午，一直在临汾养病的洪洞县县委书记高洪元接到了市委副书记张克强的紧急电话，张言辞很焦急，“一听就知道出事了。”紧张的高洪元随后给县委副书记打电话让布置开会。
当晚县委书记高洪元赶回洪洞，6月12号上午听了相关汇报，“很恼火，汇报时公安局还很自豪自己办了这个案子，我说破案是应该表扬的，但另外的问题是，这么恶劣的事情之前为什么没有发现？”
那几天
地方政府此时开始意识到要赶紧作出反应，但事件已进入舆论漩涡。
6月13号上午9点，县委书记高洪元主持会议，研究对策。
此时，在太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巡视员（副厅级）康继峰在网上看到相关消息，安排了纪检组长下去调查，劳动厅厅长张健晚上也知道了情况。
这一天上午，洪洞县委书记高洪元接到了全国总工会的电话，“知道事情闹大了。”高赶紧改变之前安排好的部署，把6个常委调进了县委工作组。下午，全总调查组到达洪洞。
此时县公安局才感觉情况有变，“本来觉得破案了很光荣，现在怎么给各级政府造成了压力了，特别内疚。”洪洞县公安局副局长郭天锁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但舆论浪潮已经无法控制，并被最高层关注。
14号下午，正准备跟省里汇报的劳动厅厅长张健接到紧急通知，下午4点去省委开会，“当时会场上气氛已经很紧张。”张健说。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杜玉林主持的这个会议决定立即开始打击“黑砖窑”行动，进行劳动用工大排查。
此时山西成为一部突然发动的机器。
当天晚上，在劳动厅，张健一晚未睡，起草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的通知。
在公安厅，厅长杜玉林亲自给临汾、运城、晋城三地的市长打电话要求连夜开始打击行动。从15号凌晨到下午5点，数千警察在各地开始搜索。
6月15号上午11点代拟的通知稿已到于幼军手里，后者亲自修改定稿，当天中午签发。为了改变之前舆论报道的被动，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富林赶紧开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省里同时派了三个调查组下去调查。
舆论和来自各方的压力都开始高速增长，包括总书记和总理都对此事件给予批示，当天下午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到达太原。
所有相关官员都感觉到了压力，劳动厅办公室人员说，厅长张健忙得有10多天没洗澡，“头发都是一缕缕的，衣服能闻到馊味。”而公安厅厅长嘴上也上了火。
县委书记高洪元已经感到了“大爆炸式的舆论和压力”，他接到了省长和省委书记办公室的电话，高之前已经对下属发脾气说为什么不早报告，并打电话让县长从北京赶回洪洞。
那些官员
“我们肯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该负的责任要负。”镇长低头长久不语，再抬头，已是满眼泪水。
就在衡庭汉被抓的第二天，包括李定在内，有6名相关渎职人员被拘。
县委书记高洪元说，包括最高检、省检和市检组成的三级工作组已在洪洞当地督察县检察院处理相关责任人。洪洞县各级官员已经被要求写出事件前后每天的具体工作，以确定责任。
6月29日，在接受采访时，这个黑砖窑事件风暴中心的官员声音低沉，神情忧虑，叹气和皱眉成为最常见的神态。
“对我们来说，现在的事件，是天大的事。”高洪元说。他的下属则透露，高洪元最近一直吃不下东西，“吃什么都不消化，每天就靠中药维持着。”
洪洞县县长孙延林反复对记者提及的则是舆论压力，他叹气说，自己给“全省和全国添了麻烦”。“如果对我本人处分，”他停顿了一会儿后说，“我听组织决定吧。”
6月底，在一次县公安局会议上，白波，这个到洪洞三个多月的公安局长表态说，“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把我免了也没什么怨言。”
而县劳动局局长未能接受采访，当地官员说他心脏不好，且最近接受纪检部门询问颇多，怕接受采访时再出状况。
洪洞县已经初步决定要对广胜寺镇镇长许金铁进行处分，许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肯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该负的责任要负。”
记者随后问这个基层官员，如果你被免职，你作何感想？
镇长低头长久不语，再抬头，已是满眼泪水。
据南方周末 |
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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