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无业游民，雇用他人仿冒县委书记的签名，不仅把自己和妻子安排进了审计局和劳动局，还收取每人3-8万元，将其他31人送进县各党政机关。这是发生在山东齐河县的事情，齐河警方刚刚侦破此案。（11月15日《新京报》）

正如齐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彭学山所说，"这个事新闻性很强"，因为它够新鲜、够耸人听闻，也够意外。时国祺的落网就颇为意外：县委书记李凤臣10月中旬到政府办公室时，无意中发现有一个工作人员很面生，就找到办公室主任询问，一查，"竟是他自己签字安排进来的".这个事情也真够意外的。按照常理，县级机关的人事编制都是由省级人事部门调控，进人也一般需要通过考试。按照《公务员法》则需要经过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等一系列规范化的程序。但县委书记李凤臣称，按程序应当由行政一把手来签字，但齐河县机关进人一直由其负责签名。在荒诞不经中开始，在偶然邂逅中结束，当地政府部门更愿意把此事当作一次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意外".但一张批条就能为一个人安排工作，而县委书记的批条则能够安排33人，更何况这些批条上的签名还是仿冒的，在如此荒诞不经中，意外与偶然似乎成了必然。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当地人事管理存在问题，对此我表示怀疑。事实上，在中国的制度与法制不断健全、信息不断畅通的今天，我们很难相信《公务员法》还未普及到当地，也很难相信党和政府经营多年的人事管理制度在当地仍不健全。制度必须得到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我看来，"地下组织部长"的出现还是因为当地的人事管理制度并未被照章执行，安不安排人、安排哪一个人，全部仰仗县委书记的一支笔。在此情况之下，什么《公务员法》，什么公平公正公开的程序，都在县委书记的签名面前靠边站。在如此绝对权力之下，出现时国祺这样的"意外"其实是不足为奇的。

政治文明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要稳定，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权力制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府官员们各司其职，越权就会受到制裁。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不会因为个人的死亡而无法运作；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决策失误或腐败，而导致整个社会体系的崩溃；更不会因为有人"假传圣旨"，就导致制度体系的彻底失守。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少有"意外".绝对的权力是我们构建这样一个稳定社会的死敌。在封建时代，权力集于君王一人，一旦君王染疾或者驾崩，整个时局便会动荡。在现行体制下，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一把手"们手握"一锤定音"的权力，不仅为其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空间，也为一些不法之徒"假传圣旨"提供了土壤，为一个部门、地方或整个社会留下了安全隐患。于是，我们便时常看到许多这样的意外：一个看似清廉的县委书记一查就贪污了几千万；一个道貌岸然的局长其实养着好几个情妇；一个无一技之长的无业游民竟然成了"地下组织部长"……绝对的权力不仅绝对导致腐败，还绝对会导致"意外"的时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