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打工的许霆，2006年4月21日晚到广州市商业银行的某ATM取款机上取款。他的账面余额仅有170多元，也只想取款100元。但他发现，取款机吐出1000元，账面仅扣除1元。许霆利用银行系统的这个错误，分171次取走17.5万元，并叫来朋友郭安山取款1.8万元，二人各携所取款项潜逃。事后，郭安山投案自首，并全额退还所取款项，获刑一年。许霆逃亡一年后被警方抓获，日前以盗窃罪被广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李方平等上次的建议书中指出，判处许霆无期徒刑适用的法律依据量刑幅度太僵硬，出现了刑罚断档现象，造成了适用刑罚上的不衔接。同时，目前适用的《刑法》与《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分别发布于1997年和1998年，以十年前的罪刑标尺来衡量今天的犯罪行为，实在不符合社会实际。

　　法律缺陷导致判决结果“合法但不合理”

　　李方平认为，本案的关键不是定罪问题，而是量刑问题。“盗窃金融机构只有无期徒刑或死刑两档刑罚，一条杠杠，上下就是天壤之别。这种严格的规则主义，显然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在公民建议书中，李方平详细分析了中国《刑法》第264条存在的立法缺陷。依照该条规定，盗窃金融机构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ATM机如果被认定为金融机构，超过十万元依法就只能判处无期以上徒刑。

　　但是，十年来，盗窃量刑标准并没有根据国民经济、人均收入的提高做相应的调整，以至于判决结果相较十年前显得越来越重。这种现状如果继续维持，是与罪刑相适应原则背道而驰的。

　　“我们分别调取了1997年和2006年的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分别是6470元和21001元，二者相差3.24倍。如果把近十年来的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去的话，量刑的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该《解释》提出各地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规定的数额幅度决定量刑标准。这说明经济发展程度决定其社会危害程度，以此推论，在国民经济、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原有盗窃数额的社会危害程度也会相应降低。如果不及时调整量刑标准，对现在和将来因盗窃治罪的公民是非常不公正的。”

　　针对这些法律缺陷问题，北京邮电大学法学院讲师许志永指出，如果我们把许霆案件只是当成一个法律技术问题，只是争论被告人到底构成什么罪，那么我们就放过了这个事件背后一个相当普遍的、严重的司法现实问题。“当司法实践中法官遇上复杂的特殊个案，就会出现依法裁判于法有据、于案却不公的尴尬”。

　　填补制度漏洞胜于公民自律

　　此次事件中，银行方面一直称自己是“受害者”。但新浪网的调查显示，93.8%的受调查者认为，银行应该为ATM机出错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律协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肖霖说，“银行的情况类似于诱导性犯罪，使一个原本没有犯罪的人临时产生了想占便宜的想法和行为。”如果这个人一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一辈子都是好公民不会是罪犯，但银行的错误使他成为罪犯。甚至，银行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使许霆能够提款171次，最终构成数额超级巨大的重罪。

　　“银行为什么要使用刑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李肖霖说，银行诱使他人犯罪，并且默认这种犯罪行为，“银行是动用紧缺的司法资源，维护自己的强势地位。”

　　经济学者郭玉闪说，银行和顾客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如果银行始终用这种强势的态度对待用户，我们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许霆”。

　　据了解，同样的案例在国外一些银行也曾经发生过。他们的处理方法是首先主动上门找当事人追款，最大限度挽回储户的损失，并立即堵塞漏洞，而并不是靠公民的自律行为来维护金融安全。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说：“仅靠公民自律，这是个有指望而没有把握的事情。如果你的制度环境本身漏洞百出，你让一个人永远自律，是要求人做圣人，而不是做凡人，但毕竟99%的人都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