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外史

    香港北角中华基督会桂华山中学校长叶天佑月前为了庆祝中共接管香港十年，学生上书中共总理温家宝谢恩，鸣谢十年关照恩情。温家宝大字手书黄遵宪诗「杜鹃再拜忧天泪，精衞无穷填海心」示覆，由中共驻港办公室副主任李刚亲手颁付；叶天佑连忙要放暑假师生回校恭迎，盥手展读，一脸兴奋神情向新闻界宣布：「这是北角山上的国宝！」
    二○○四年，香港教育统筹局常任秘书长范椒芬驾临可立中学，有师把「范椒芬功在苑」七字堆砌成为几句所谓诗歌，敬谨呈上。两家中学可谓前後辉映了。
    元朝时，国子学祭酒许衡告老还乡，世祖皇帝赐勑书嘉奖。许衡把勑书「悬於（屋），终身不以示人」，去世後，家人取下来，才知道是勑书。那时候，我国教育家讲节操，一不求君王翰墨以示当世，二不奉勑书为国宝以取悦朝廷（《玉堂丛语．方正》）。
    而旧中国君主也懂得尊师重道。战国时，齐宣王设稷下学宫招纳孟子、淳髡等学者和他们的学生，「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学宫师生所论当然不在於歌功颂德。宣王就曾给孟子责问得「顾左右而言他」，又给淳髡讽刺得「嘿然无以应」，却始终优礼相待，以至「稷下先生，千有馀人」，学风盛极一时（《盐铁论．儒论》、《孟子．惠王》、《说苑．尊贤》）。
    新中国却不同，教学界对长官必须唯命是听颂德歌功，香港自然不能例外。年前，香港育学院有学者似乎忘了今之香港已不是英治时代香港，撰文批评一下教育统筹局的教育政策，范椒芬马上打电话给他上司说：「我要你炒他鱿鱼！」而院长莫礼时不到自己也被迫去职，都不敢公开这件事。
   
   
   
    现在，张炳良继任教育学院院长，负责香港教育界人才培训。这位所谓民主派学者脊有多硬，香港人应该知道。他一上任，教育学院就停办香港校长研讨会公开论坛，以免一二不识时务校长「声讨当局，无法控制」。他更认为是非不必有定论，最近谈到文革，就把这观念解释得很清楚：「近代史难有定案，教授教时应视为活的历史，在不同时期要有不同解读。」换言之，六十年代你可以推崇文革是大欢乐日子，八十年代则不妨批评文革是划时代浩劫。这叫做近代史教学法。从前，孔子作《春秋》教学生，褒贬政事，千秋不刊。但春秋之教显然不合时宜了。张炳良深获中共器重，不是没有原因的。
    今天香港教育界的长官不是齐宣王，教育学院院长也不是孔子。然则「北角山上的国宝」、「范椒芬功在苑」之类故事，一定还会层见迭出。上月底中共人大常务委员会否决香港二○一二年普选，违反了过半港人期望，但香港中文大学调查民意，竟然可以得到「超过百分之七十市民接受人大决定」的结论，这手段比两家中学无疑又高一着。
    也许，香港大中小学图书馆不应再收藏儒家经典了。儒家教导学生，开宗明义的两个字，就是「知耻」。
   
   
   
    古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