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候审

徐队一愣：“说点儿‘文话’你听不懂啦？非得让我说‘黑话’是不是？方明，收拾东西！”

我终于听到了这句久久企盼的“自由令”——坐牢4个月，我就听不懂“人话”了？非得用“地狱的语言”翻译一下！我已经成了标准化的大陆囚徒了！

这么迟迟到来的喜讯，我没什么可庆幸的。我翻出枕窑儿，换上一身最体面的衣服，剩下的由大家分。

向弟兄们祝福之后，我穿上了那双宝鞋——鞋底里缝了十多封家书的布鞋，然后紧紧地握了握小刘的手，义无反顾地出了牢房。

“方哥！”

是前面号儿里的孟老板在叫我，吓我一跳，一个多月不见，他竟然两鬓斑白了，苍老了十岁！他在这号儿当牢头，我从医院回来，因为不当牢头了，没法参加每周的牢头例会，就一直没见他。我关切地问：“咋样啊二审？”

“维了。”孟老板一咧嘴。

我的心像被拧了一下，我走过去，紧紧和他握了握手——要不是徐队押我，我可不敢这么造次。比起这位无辜的、没有背景、白手起家、被官僚敲诈者剥夺了精光、丢了上亿资产、又被高法维持了无期徒刑的企业家，我真是太幸运了──而这幸运只是因为我刚好入了美国籍，美国政府不断地“为民请命”，才把我营救出来。如果我还是中国人，哼哼……红产阶级对自己的人民，是绝不轻饶的。

“起飞了？”孟老板问。

“嗯。”

“好好干！”他那苦涩的眼神，是一个中国人的无奈和悲哀。

徐队把我带进了队长室搜身，我又一次脱光了衣服。徐队解释说：“上边有话，必须仔仔细细地搜你，这传出东西去，影响人权形象，了不得！”

真是可悲！这红产阶级，时刻想着的是他这张画皮的脸！

出了监区楼，徐队突然跟我说：“你这可是宝鞋啊！”

我惊得一哆嗦，这鞋的秘密他也知道？我回头笑笑，突然想起来，让徐队在背人的地方给我留了个电话，写在了我的手心里，这个人可交，也许以后还有找他帮忙的时候。

还是审讯室。两位笑面虎预审向我介绍了一位市局的干警——华科长，由他负责执行我的取保候审。取保的条件是：一年之内，不得离开北京市县，随叫随到；如果要离开，必须申请批准。

这就是狱友们说的取保候审，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释放方式──中国几乎没有“无罪释放”的，那样党就办了冤案了。

我被押出了预审楼，向七处大门走去，这是第一次在这地狱里走得这么坦坦荡荡！两辆囚车开进了七处大门，满载着中法宣判的犯人。明年，也许杨义就将这样领刑而归，然后，再像孟老板那样，惆怅地跟狱友说：“维了。”

我已经不是大老板了，我已经不可能在明年称为百万富翁了，甚至该叫我一声──“穷光蛋”了。地狱之外的人间，会是谁来接我呢？

我在门房取了羁押的东西，戴好眼镜，系上腰带——这个时候，我是个人了。

在七处的大铁门里，就看见杜律师、大姐、二姐、萍萍都在门外，亲人们高兴地向我招手。和门口的武警确认之后，我转身谢过三位，执意请他们留步——实在不愿意他们破坏我的形象，然后昂首阔步地跨出地狱，俨然一个踏平磨难的英雄。

是杜律师帮我办的取保，大姐是保人。萍萍开车送我们回去，我刚要上车，忽听后边喊：“方明！”

“到！”

我下意识地一声大叫，做着机械的反应，身子转过去一半儿才醒过来，脸刷地一下烧到了脖子根。

负债累累

真可恶！谁让我当众出丑？！

在接我出牢的女士们面前，我竟然像犯人被提审一样，下意识地对后面的叫声答“到”！

我转过去，让发烧的脸面和脖子降温。管教！我暗自咬牙，你什么时候来不好，偏偏这个时候让我出洋相！

“方明，我刚给你办完事，没想到你这么快。”

“胡管儿，你这是……”我尽量拖延着，好让脸凉下来。

“上股市去，”管教小声说，“我刚把杨义调到六区，到孟老板那号儿当二板儿去了。怎么样，够哥们儿吧？”

这胡管儿变得够快的，马上就从主子变成哥们儿了。

“你们好！”胡管儿说，“你们别见怪，太正常了。不少人出来，见了警察就蹲下抱头呢！这儿，犯人没尊严，像方明这样精神没垮的，那就是好样的！”管教这么一解释，我心里还算舒服一点儿。真没想到，中共的整人的机制这么强大，四个月，就把我改造了。

胡管儿没敢多扯，寒暄两句，就依照“道儿上”的规矩，跟我互道珍重，不道别而别。

杜律师让萍萍先把她送医院，原来她上个月被律师所解聘了，她和她男朋友还遭劫了，她男朋友被蒙面人打成重伤，半个月了，还没苏醒呢。凶手也不抢东西，上来就打。她说自从她因为我的案子和刘预审闹翻后，姓刘的就威胁她的律师所，然后她就真把姓刘的给告了，随后她就遭了毒手。现在虽然报案了，但是现场没证据、没线索，没用。

怨不得我求见律师都见不成呢！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不抓姓刘的？不是怀疑就能拘留逮捕吗？”

杜律师从副驾驶的位置上转过头来，惨然一笑：“法律那是对老百姓，对官就不那样了，除非上边要整他。”

我气得直咬牙。

送杜红下了车，萍萍递过手机说：“赶紧给我大姐打个电话吧。”

美国加州现在是晚上9点多，我拨通了电话，夫人悲喜交加，女儿欢天喜地。

打完电话，我开开玩笑缓解气氛：“萍萍，我坐牢这4个月，可一直在给你打工啊。”

“啊？”萍萍没反应过来。

“我可是竭尽全力给你套‘情报’啊，几十套呢，都是你可能永远也看不到的真东西。要是不坐牢，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中国的‘地狱’。”

母亲苍老了许多，还大病一场，刚出院不久。现在还心率不齐血压高。我安慰了母亲半天，然后石破天惊地道出了一句：“妈，你这身体，练法轮功吧，保证你啥毛病都没有！”看母亲很诧异，我解释了半天，最后还是小龙炼功神奇康复的例子打动了她。母亲胆小怕事，不敢找邻居——这楼里就有人练，萍萍出主意找她二姐。

来电话了，我拿起听筒，听见“啪哒”一声微响，然后才传来妻子的声音——电话被监听了！这可是“国际刑警”老林教我的：所有的海外电话都被监听录音——那是总参二部的常规任务，那种监听是基底层的，接电话时没什么反应；而现在的“啪哒”声，表明除了常规的监听，又有不同系统的特务插手监听我了——取保候审，还要这样吗？对了，老林还说过，所有来中国的西方人，都有安全局24小时秘密监视着，监视的力度因人而异。

我谨慎地跟妻子聊了一会儿，那边妻子对中共的怨气、对杨义的怨气没怎么发泄，就叫我打断了，我生怕监听听去了对我不利。

电话之后，我背着大家拔了电话线——这是老林教的反监听的最有效方式，现在的常规监听技术已经达到了不用室内人拿起电话就监听室内的水平了。直到送走她们，我才悄悄把电话复原。

次日是周末，我硬着头皮，晚上去见我最不敢面对的人——杨义的妻子洪霞——我初恋女友的胞妹。

洪霞接我电话的时候很诧异，见了我就哭了。我很理解她的复杂心情，她看到我出来没事儿了，知道罪名都叫杨义一个人扛了。我劝了半天，问她公司的事时，她才止住悲声。

她很紧张地说不知道公司的运作，也不知道公司的法人还没变给我，从眼神知道，她没都说实话。当我告诉她我只是外方供应商，杨义是法人当然要承担责任时，洪霞嘴张得大大的，半晌无言。老半天，她才默默地点点头。她能默认就好。

洪霞说杨义拘留前，就用预审的电话要她给预审“表示表示”，并且不准她给我打电话。洪霞竟然就在海淀看守所外边办公楼的审讯室里，在小王被支出去后，塞给姓刘的一万现金！预审找她问了份口供，就滞留了她，然后抓的我，审完我，就放了洪霞。

姓刘的收了洪霞1万，所以要狠整我，让我替杨义扛罪，我当时又自以为是法人，正好被姓刘的利用来办大案，逼我供认不讳充当案头。

我告诉她，我已经花钱把杨义调到外籍号儿当二板儿了，不久杨义就能当牢头了。

在医院见到了杜红，也看到了她那位一直昏睡的将成为植物人的男朋友，我真是无话可说了。这个刚毕业的法律研究生，不谙世道，跟预审死磕，结果被一手遮天的小预审整得被律师所解雇，男朋友被打成重伤。虽然，这些都不是我的责任，可是毕竟因我而起啊。

我塞给她1万元——杯水车薪，在这昂贵的医院里支撑不了几天。这钱还是我借母亲的，我目前在国内的现金，为还人情债已经花的差不多了。

“到美国发展吧，凭你的才华，肯定大有作为，在中国，你奋斗一生，能挣下个什么？2/3的血汗都被党剥夺走了……”

杜红笑笑，说：“律师这一行，中国就是正义者的地狱。”

“那还不出去？”

“让我偷渡吗？我没有门路。”

“我邀请你吧。”

她终于露出一分欣慰的表情，问我：“什么名义？”

“朋友邀请吧，访问我。交个朋友吧。”

杜红向我伸出了纤柔的手，我礼貌地握了一下。

“你什么时候回美国？”

“取保，一年内不让我离开北京，我签字按了手印的。”

“不用理他，真走了也不追究的。大陆的法律就是这样，犯法了，也不一定追究。”

“不行，我家的电话都被监听了。”

“啊？有问题！”

我一惊，瞪圆了眼睛。

“在大陆，取保候审基本上就是释放，不再追究了，除非特殊的可能要收回去判刑的，才监控呢！”

“啊？”我吓了一跳。

“最好你还是赶紧逃回美国，等案子结了，杨义有了结果再回来。这最保险。”

我将信将疑，真不知对这个涉世不深，不懂黑道的律师是该信，还是不该信。

“请相信我，这个，我有经验。”

（下回预告：终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