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说：

“到今年6月，文革就42年了，这个历史大案该了结了。不了了之，后患无穷。贵党真要促进改革开放，就当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尊重百姓人权，摒弃暴力路线，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反人类罪法庭，宣布红卫兵为反人类暴力组织，将文革罪犯及顶风作案复辟文革的现行反人类罪犯押上法庭，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文革死者，取信于民，建立和谐社会，推进改革开放。”

从反人类罪的角度来看文革并要求实现相应的法律正义，这是至今为止对文革最激烈和彻底的否定。虽然很少有人相信这封信会打动像胡锦涛这样麻木不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从而对文革作彻底的清理，但这样的言论日积月累，不但地发表出来，一定会逐渐渗入到民族的历史意识中，从而在不远的将来导致对文革评价的真正的突破。

这封信的作者叫王容芬。41年前，她的另一封致毛泽东的信震撼了北京，也给她自己带来了20多年的牢狱之灾。1966年，王容芬19岁，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学生。对德国历史和文化的学习或许给她判断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某种参照，毛泽东希特勒，纳粹和红卫兵是那么相似。那年9月她寄了一封信给毛，批判文化大革命，一针见血地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她还质问毛泽东到底要把中国引向何处。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导致王容芬决定割断和这个体制的组织联系，她在信的结尾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写完这封信后，正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时候。王容芬听了林彪在和毛一起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觉得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和希特勒没什么区别……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脏，不能再活下去！”她义无反顾，要“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于是她写好信，贴好邮票，在棋盘街邮局发出。纳粹德国当年秘密反抗希特勒的青年学生都被处死，她也完全明白这封信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命运，于是她到王府井药店，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了下去，要以死来和这个专政暴虐的政权抗争。
但王容芬没有死成，于是被捕受刑，在关押了10年后又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79年才被释放。从19岁进监狱到33岁出狱，王容芬在毛泽东的监狱熬过了她的青春岁月。

出狱后，她没有消沉，重新捡起了德文专业，成为翻译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有多种译着问世，为中国知识份子提供了抗衡极权主义的思想武器。

但是王容芬从来没有忘记文革。她对文革的记忆因为个人的受迫害而更加刻骨铭心。

当然玩世不恭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仍然号称崇拜毛泽东的人会说她对文革念念不忘是出于小知识份子在大革命中的个人恩怨。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迟早会看到正是无数这样的个人恩怨，汇合成言论和思想的洪流，最终会冲垮官方对文革历史设下的重重障碍，把毛泽东送上历史的审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