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工作室刘飞跃等人于2007年5月对湖北省十六个县市区的民办教师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并撰写了一份《湖北省民办教师调查报告》。此报告后来得到了湖北省各地民办教师的认可和欢迎，并迅速流传到湖北省其它许多地区和河南、湖南、四川等外省民师的手中。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各地民师进京上访时，总是带上这份调查报告作为他们的重要依据，2007年12月份，湖北省当阳市陈老师等几名代表到北京上访时，他们又带上了这份《湖北省民办教师调查报告》，这次他们得到了体制内身份很高的人的帮助，并将这份报告提供给了在京三、四十家媒体。
    
    陈老师等人从北京回来后的第二天，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就给刘飞跃打来了电话，表示对这份报告和民师问题感兴趣，但随后未采访。过了一个星期，人民政协报的一名女记者又给刘飞跃打来电话，表示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总编将该报告已转给了她并安排采访。随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该记者多次采访刘飞跃，并索取了各地民师许多资料和联系方式。本周三开始，人民政协报记者着手写稿，除了完成了对刘飞跃的采访稿外，她还采访了民办教师代表和国内代理过民师案件的知名律师，人民政协报已定在春节过后用整版刊发这组稿件。
    
    然而，就在昨天，湖北省随州市一名国保队长、随州市曾都区一名国保和随州市曾都区教育局一位主任闯入刘飞跃家中，威胁不能接受采访，不能将湖北省民师问题捅出去，否则后果自负。
    
    今天晚上，我们从人民政协报得到消息，“湖北有人打电话到报社了，文章被总编扣下了”“他们说你已被国家安全局盯上了”“稿子已完全不可能再刊发了”。
    
    刘飞跃表示，这次采访，尽管在电话和网络上采取了一定保护措施，但仍被发现，同时也未想到湖北地方政府如此害怕民师问题公诸于世。政府如此态度，不知道那些可怜的民办教师们还有没有希望？
    
    人民政协报是全国政协举办的一家中央级的报纸，每两周刊发一次教育在线周刊。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8-2-2
    附人民政协报对刘飞跃的采访初稿：
    
    “我认为我有责任帮助他们”
    ——访湖北民间维权人士刘飞跃
    
    记者：您为什么要参与维权？

    刘飞跃：我走上维权之路，是因为我认为，作为国家的一位公民，社会的一员，有责任、有义务推动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参政、议政是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利。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不仅仅只是政府的责任，也不仅仅只能依靠政府，民间力量的参与与推动，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民间维权运动不仅仅能帮助政府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对培育民众的公民意识，建立公民社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本人在“关注民生，依法维权”的理念下，近些年来从事了一些维权工作，我相信“替别人维权实际上是在替自己维权”。
    
    记者：您为什么要帮助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维权？

    刘飞跃：首先是因为我经常看到我们当地民师上诉不断，民师问题成了当地的一个社会问题。当我和这些民师接触后，对他们的朴素要求：“我为国家工作了二、三十年，国家不能将我们一脚踢开，我们要求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我非常认同。同时，我也认识到，民师问题是一个涉及全湖北省乃至全国的问题，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我认为我有责任走进他们，了解他们的遭遇和现状，于是有了这次调查行动。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民师们期待的眼光。我们每到一处，都受到老师们热烈的欢迎，他们把我们看成了“救星”。这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走投无路和处境，让我们感到他们从政府哪儿获得的“救援”是有限的，让我们感到遭受不公正待遇后，心灵的创痛。
    
    记者：您为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的维权提供什么帮助？

    刘飞跃：在和各地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们接触的过程中，我将自己的一些维权经验和体会介绍给他们，比如说如何用正确的方式与政府、媒体打交道，如何反映自己的诉求，怎样通过网络等方式来获得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信息，我也为老师们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

    从2007年5月到6月间，在经过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我撰写了一份《湖北民办教师调查报告》，报告出来以后，得到了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们的认可，老师们认为对他们有很大的意义，这个报告很多时候被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与政府打交道时作为一个依据。外省的民办教师也因此主动找到我们，我们一方面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建议和帮助，另一方面也给他们提供相互认识、联系、交流的机会。
    
    记者：教师们在参与维权过程中，会不会出现过激行为？

    刘飞跃：因为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们的冤屈这么多年来没有解决，有一些难免产生悲观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个别也会出现愤怒和过激的举动。因此，在为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更注重将依法维权的理念灌输给他（她）们。在湖北，民办教师上访很频繁，有时候可以达到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规模，在一些地方，几乎每个月都有民办教师去找政府。我们告诉老师们，群体性上访并不一定是反映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和途径，千万不要把政府视为对立面，而是要耐心地反映，尽量争取政府的同情与支持。

    应该看到，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们多年教书育人的经历，使得他（她）们的素质相对较高，在上访的过程中一般都比较克制，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没有出现特别过激的行为。

    记者：对于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的问题，您认为最终的解决之道在哪里？

    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问题的解决，主动权和决定权首先在各级政府手里，这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人数众多，全国各地都有分布，他们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在一些中小城市，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问题是影响当地和谐与稳定的主要问题。就我本人和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的接触来看，他们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决心很大，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这些都是需要政府充分考量的。
    
    同时，我也认为，解决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这些所谓“老大难”问题，不仅仅只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民间力量的推动也是至关重要的，民间的呼声最终会反馈到政府那里，从而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很高兴看到各级政协组织、各新闻媒体及社会方方面面始终在关注这个问题。
    
    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等弱势群体出现的各种问题，我觉得根本上与整个社会“以人为本”思想有待进一步加强有密切的关系。我相信，维护人的合法权益的意识进一步提高，维护法律尊严的观念的普及，会最终解决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等弱势群体的问题，但这种提高和普及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