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上研究生以前，书在我心目中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东西，甚至带点迷信的味道。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凡是写在书上的东西就是真理，对于那些印在扉页的名字，更是发自内心地崇拜----总觉得那是一件多遥不可及的事情啊！”陈益回忆。

而当他的名字终于也印成了铅字出现在导师挂名为主编的一本培训教材的扉页上时，他并未感到兴奋和自豪：“我们参与编写的4个人，全都是跨专业考上研的，那时候才学了半年不到，学校的椅子还没坐热，就靠考研时啃的那几本参考书撑着。”

一批只学了这个专业几个月的人，居然可以编专业教材？

“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抄呗。最后，我看着东拼西凑来的几万字，自己都觉得好笑！”说这一番话时，陈益的语气有些自嘲。

而第二学期刚开学，同寝室的王会突然抱着一摞书苦着脸走进寝室，一问才知道，他们的导师----本方向唯一的博导兼硕导、最德高望重的一位老教授，也下达了编一本专业名词大辞典的任务。导师给每个人分配了上百个词条，规定了每条解释的字数，就催他们开工了。“一般的程序是这样的，先翻一遍参考书，再在网上用关键词搜索一下，把出现频率最高的几句解释凑在一起，一个词条的解释就完成了。因为大家都用到的解释肯定不会错，也无从追究版权问题，比较保险。”经过王会一番解说，才知道“编书”也是门“技术活”。

帮导师编了几本书后，他们已经深谙所谓“重点大学”、“热门教材”的门道：“终于明白为什么从图书馆借来的专业教材永远就是那么一点东西了，越是新出版的新内容越少，你抄我的，我再抄你的，当然没有一点实质性内容。有的逻辑关系都不通，看了一本别的都不用看了，总之，人家也都算是出书了！”王会的导师年逾古稀，在业内可称得上是著作等身，甚至该专业的参考书目里他的书占了一半。“想想当初那么虔诚地捧在手上反复品读的书，大概也是这么‘如法炮制’的，心里真有点被骗的感觉。”陈益回想起来愤愤不平。

出书这样的“辉煌成果”，不仅没有令参与的研究生高兴，恰恰相反，对于他们中的有些人而言，甚至是他们最不愿意被提起的事。

小唐寒假前跟家里打了招呼，说要迟点回家，因为要帮导师编书。结果后来她的父母就经常追问：你们那书出了没有？上面有没有你的名字？在哪儿可以买到啊？“问多了我的口气就特别冲，我可不愿意真的让我爸妈看到我写的书。”

小唐本科读的是英语专业，跨专业考了一所重点大学文化贸易专业的研究生，读研后深受导师青睐。她的翻译专长更使她成为同窗中第一个有“活”干的人。其他同学都艳羡不已的“好事”，在她看来却觉得丢脸，“自己有几斤几两重还不知道？我哪有那个本事翻译原文专著？说白了根本就是误人子弟，我都不敢想象那些学生看了书是什么感受？”每提起这件事，她就一脸愧疚。

当然，在某些学生看来，帮导师出书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在某些“热门”导师的门下，这可是人人争抢的“香饽饽”。

“在我们这里是抢着写，因为这样可以算研究生阶段的科研成果，还可以拿出去发表，自己算第二作者。如果不挂导师的名字，同样的文章或书稿根本就登不出来。最后，毕业论文赶不起来了，把书稿扩充扩充就有了，还可以省时间找工作。”自己的论文被导师的新书收录在册，这在西安某大学的研二学生秦宋的眼里无异于一种“资本”：“题目是导师给的，让我们按照论文的要求写，最后由他统稿成书的一章。我们三届研究生共十几个，几乎每个人都交了一篇，最后择优收录加以编辑，就集成了一本专业著作，还挂上了副编的名。到哪实习，这都是我简历上最厚重的一笔，这至少代表了导师对我能力的肯定。”同时他认为，为导师充当“枪手”，自己还有回报：“写书前导师给了数百元的资料费，并且承诺书出版后也会给稿费。而且毕竟是要给人读的东西，自己还是抱着一种对下一代负责的态度，诚惶诚恐的。之前我把能找到的相关资料文献都认真读了个遍，老老实实地把这个领域的知识了解通透了才敢下笔。写的时候我也是字斟句酌，就怕误人子弟。导师其实还是会不时关心关心我们的状态和进度，有不懂的随时都可以寻求他的指导，最后经过了很多次修改才定稿的。写完书后发现，原来自己不知不觉中已经对这个课题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比单纯听老师上课学到的还多，可算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我觉得研究生嘛，就该这样慢慢培养自己独立研究的能力，这种方式就挺好的，难道还指望老师像对小学生似的手把手地教吗？”最后他总结说。

在导师的角度，他们也并非仅仅为了将学生当“廉价劳动力”“使用”如此单纯，甚至有些导师透露，他们也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