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各省市千名右派老人，联合发出呐喊，强烈要求中共当局发还因错划他们“右派”而“改正”前二十多年的工资。他们在致全国人大委员会主席吴邦国的公开信中写道：“自2005年山东大学史若平等原“右派”老人上书“要求平反‘反右’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以来，先后又有北京、上海、浙江、新疆、重庆、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原“右派”老人或其亲属也纷纷上书中央，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他们说，“我们在艰难屈辱中咬牙活下来，决不就是为了苟延残喘，讨还清白和尊严才是活下来的坚实理由。”如今原“右派”残存于世的已为数不多，且都已年逾古稀，更希望党和政府抓紧时间做这件事。如果有意拖延，想以“冷处理”的办法，等待我们这些残存者去世，使问题不了了之，那将是极不人道的，与“以人为本”相悖的。”

他们在公开信中，特别提到国务院[1980年10月8日加（落）号68文件]，《关于错划右派补发工资的通知》。這个通知说：“①实事求是；②有错必纠；③补发比不发强；④有利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⑤有利于安定团结。发放方法是：1981年春节前后发30%，其余的付定额储蓄，5-7年付清；在单位的100%发足，不在单位的每月补基本工资36元。”，“十分遗憾的是，这么一个好政策，至今一直不执行，难道真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吗？”

他们认为，“要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认真解决社会上存在的矛盾，首先要实事求是地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消除隔阂，使党和政府赢得声誉和尊敬，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爱戴，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反右运动受到迫害的人数之众多，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均超过历史上任何冤假错案，而我们的合法诉求却仍然受到种种限制和阻碍，这是为什么?!”

最后，他们十分悲懑地写道：“残存的我们也已年迈体衰，行将就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权利要求党和政府遵行宪法，依法行政，信守承诺，兑现政策，彻底平反“右派”冤案并发还被扣工资，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得到国家善意的回应”。

这次上书的右派老人中，有全国知名学者许良英、茅于轼、杜光、和戏剧创作家杜高，北京右派老人任重、鉄流、蒋绥民、纪由、万跃球，北京大学的右派学生纪增善、燕豚符、博绳武，以及山东的史若平、李昌玉、肖纪际，湖南的刘洁宇、胡坚、李立刚，上海的鈡鉴恩、叶思九，一机部的高晓枫、陈行健，四川成都的唐道富、彭慕陶、屈楚平，中山大学的孙中仁、吴兴勇，兰州的何之明、何凤鸣、邹世敏，郑州的曾咸知，江西的邓亦斌，邵阳的莫奇才，长沙的夏佑之、于武臣，厦门陈倬云，哈尔宾的吴秉文，新彊的王庆山、董兆年，青海的陈承融，西安的徐茂义，唐山的徐绳祖，浙江的茅雪叙、于红书，贵州的刘忠诚，内蒙古的滕有正，杭州的叶孝刚、陈右由，青海的周复初，沈阳的孙启中，云南的邵正祥、唐显富，重庆的蒋文阳、张绍宽，四川团校的林宪君，西南政法大学的张良思、王者香等八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