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原因之一是居高不下的原油价格，运输、农药生产和机器使用的费用都随之上涨。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寻求替代物、取代价格高昂的地下能源时，把希望寄托在由农产品提炼的生物燃料上。但是，把玉米或大豆转化为生物燃料直接减少了食品供应量，另一方面，种植这些能源植物，间接占用了小麦 、谷子或蔬菜的种植用地。

因气候变化而增多的酷热、干旱、暴风和洪水等极端天气进一步抬高了食品价格。如粮食出口大国澳大利亚长期干旱，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出口减少；肯尼亚遭遇洪灾，政府不得不增加食品进口。几乎全球各地都有天气造成的类似灾害。另一个原因是印度和中国等兴旺国家经济发展，生活的改善改变了那里的饮食习惯：人们的肉食增多，但一公斤猪肉需要三公斤、一公斤牛肉甚至需要七公斤粮食饲料。”

新苏黎世报谈到全球粮价暴涨时说，泰国大米价格最近达到二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印度开始限制大米出口。该报接着谈到粮食生产的形势对社会安定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的城市和工业区吞噬了农业地区。只要看一下中国传统的大米产区长江三角洲的宝贵农田被改作它用的情况，就可以得到中国农业已大伤元气的印象。此外，还有水土流失和耕地使用过度的问题。在印度和中国，这一切都与不合理使用杀虫剂和化肥有关。

通货膨胀在中国历来就是政治动荡的前奏

出自文化和历史原因，亚洲社会都注重储蓄。中国和日本的储蓄率名列前茅。在十年前还用现金购买房地产的印度，储蓄也成了一家之主的美德。这就意味着，亚洲人对通货膨胀会作出特别敏感的反应。

对上升的中产阶层来说，如果价格上涨，他们可以节省日常消费以外的购物支出，但对于下层居民来说，物价上涨成了真正危及他们现有生活水平的因素。这一发展趋势将导致广泛不满。中国没有法制国家的安全阀，政府以'受命于天'的名义掌握政权，所以通货膨胀在中国历来就是政治动荡的前奏，上一次就发生在八十年代末。动用前所未有的大量外汇储备也许是一条出路，但这只能暂时止痛，只能短期内掩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