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在埃及、菲律宾特别是海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再次给全球敲响了粮食安全的警钟。2007年年中至今,全球粮价上涨大约40%。以海地为例,该国几乎所有粮食依赖进口,其中进口大米占国内大米总消费量的80%以上,而海地大多数民众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4月以来,海地连续发生因粮食问题而引起的骚乱。而在主要稻米生产国埃及,也由于物价上涨和经济恶化引发罢工和示威。4月10日,马尼拉街头民众上街抢购国家粮食署限量出售的平价大米。
国际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的权威解释是“要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起他所需要的食品”。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有足够的粮食供给,其途径可以是来自国内的粮食生产,也可以是来自粮食进口贸易;其次要有一个适宜的粮食价格,使得对粮食具有消费需求的人也有足够的购买力来消费它。
在中国,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都是呈现在具体的情境和条件之中的。1998年那场粮食丰收给政府一个措手不及,为了解决连续多年的农民增产不增收,政府接连数年出台按保护价敞开收购、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对农业经济、农业技术进步的乐观是那个阶段的普遍情绪。需要注意的背景是,彼时尚未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而稳定的经济体,决定国内粮食价格的供求力量也主要存在于国内市场。如果说2003年秋季的粮价陡涨是前面数年的农业调整政策的滞后影响的话,自2006年以来的这一轮行情则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居多。因而,自2004年以来包括耕地保护、农业税减免、种粮直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对国内粮食价格的平抑效果并不明显,即便这是在连续四年粮食丰收的背景之下。
1998年,在粮食产量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媒体关注的焦点是国有粮食企业的体制性腐败问题,是“粮耗子”如何利用粮食保护价政策钻空子,虚报收购和储备数量骗取巨额国家拨款的,甚至一度出现了对粮食储备制度还有没有必要存在的质疑。今天我们可以继续保持对国有粮食企业、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必要的批判精神,却也应当从全球粮食库存急剧下降带来的全球抢粮的恐慌局面中认清一点:粮食储备制度尽管存在对效率的损耗等问题,但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
粮食不同于其他产品,其生产和消费具有相当显明的季节性,因而不能像工业产品流通一样做到完全的效率导向的零库存周转。粮食安全说到底是一种公共产品,这部分损耗就是国家财政为此公共产品的生产所付的必要费用。通过制度设计的动态改善可以逐步降低损耗,却不能做到完全消除。中国农业仍然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之中,靠天吃饭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近年来旱涝灾情时有发生。一旦有所不济,就会造成社会经济恐慌。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必须确保一定数量的库存和必要的粮食自给率,以备不时之需。(作者:曹东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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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 如何避免高粮价带来动荡
国际粮价自2002年开始上涨,到今年初已累计上涨65%。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统计,仅2007年一年,国际粮价就上涨了42%。世界银行4月9日发表报告说,截至今年2月底,过去三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了181%,食品价格整体上涨了83%。目前世界粮食储备已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只够维持53天,远低于去年初169天的水平。
高粮价带来的市场动荡乃至社会动乱正在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国家,以至于国际金融组织警告30多个国家面临动乱风险。更令人不容忽视的是,无论是供给方还是需求方的因素,都决定了今年世界市场粮价将继续上涨,世行估计今年国际大米价格涨幅将高达55%,直到2015年之前,粮价都将在2004年的价格水平之上。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与国际高粮价同行?
人口大国该如何应对粮价上涨?这个问题也受到了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的关注。例如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阿米特·密特拉就建议:目前是中印开展农业合作的最佳时机,“如果我们今年就开始着眼于长远的合作,也许明年双方的粮食安全就可以改善。”
农业部的数据表明,中国粮食自给率10年来一直稳定保持在95%以上,粮食储备达1.5亿吨到2亿吨,库存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多一倍。从中国的95%以上粮食自给率来看,国际粮食价格高涨对中国的影响在短期内还不会很大,不过对于国际粮价持续上涨的趋势,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在指导思想上,我们需要明确,持久遏制粮价是很困难的。不错,中共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和决心减少乃至完全禁止粮食产品出口,然而问题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宏观政策的效力都必然发生漏损,实施时间越长,漏损越严重。如果粮食出口禁令维持3个月,其效力无可怀疑;但是如果维持半年乃至一年、几年,那么许多规避之道就有商业可行性了,毕竟外面粮价太高,有厚利可图啊。商人们会将粮食制成下游产品然后出口,令管理者防不胜防。所以,尽管我们要尽可能挤干农产品价格中的水分,但我们的注意力主要还是应该集中于化解农产品涨价的负面后果上。而且,作为一个财力和对外支付能力充裕、保证了基本粮食安全的大国,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在国际粮价高企的时候,要保持中国粮食价格的稳定和供需的平衡,关键的着眼点还是在国内。在具体措施上,我们首先必须确保落实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众多房地产开发和形形色色的开发区占用了太多的良田沃壤,无论找出多少美丽的理由,我们都不能大手笔挥霍与我们命运攸关的耕地去成就商人的财富和官员的仕途升迁;我们也必须更加坚定地维护农村土地公有制,抵制农地私有化,避免分散的小农被轻而易举各个击破,丧失的土地无度地流入房地产等市场。
其次,我们需要遏制农业生产成本的无序上涨,消除农业生产成本上涨对农民利益的侵蚀。“四民之中,农民最苦”,直到现在,明太祖朱元璋的这句话仍然是现实,而农产品种植成本的提高正在打击农民扩大生产的积极性,侵蚀他们本来可望从中获得的收益。有调查称2007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为30%~40%,农耕成本则上涨了40%~45%。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7年食品价格上涨12.3%,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则为18.5%,比食品价格涨幅高6.2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2004—2007年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四年增长,在我们这个人均耕地很少的国家,这意味着粮食进一步增产的边际成本增长将日益显著。在此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消除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中过多的环节,将更多的利润份额留给农民;另一方面需要对农产品给予适度的直接货币补贴,此举并不违反我国许多人视为神圣的世贸组织规则,而我们也需要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改造世贸组织规则中不公正的部分。(作者: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