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农村杂志社下属的《百姓》杂志因为人员变动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成本太大。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有详细报道：

    《百姓》杂志隶属中国农业部，以关注百姓命运，服务百姓生活为宗旨。大约在一个月前，中国传来《百姓》杂志责任编辑徐锋被停职原因不明的消息，目前最新一期的《百姓》杂志所列出的责任编辑中，确实没有徐锋的名字。《百姓》杂志原主编黄天良先生最近曾告诉媒体，徐锋是个有正义感的记者，曾做过江苏江阴市野蛮拆迁等重大采访编辑工作。记者打电话到《百姓》杂志询问徐锋离职的原因以及该杂志的编辑原则在最近人员变动后是否有所调整，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
    
    “我不了解，”
    
    最近几年，中国多次传出《百姓》杂志网站被关闭的消息。原《中国海洋报》资深记者，时事评论人士昝爱宗先生说，《百姓》杂志在舆论监督方面有一定名声：
    
    “因为以前他们《百姓》跟北京出租车有一个合作，叫《百姓北京出租车专版》，他们定期可以在出租车里看到这个杂志。从网上看，就是一些舆论监督方面的文章，挺好的。因为任何一个报纸在中国要是经常做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很快出名的。《百姓》会报道很多涉及到失地农民、民告官的官司，反映民声。”
    
    昝爱宗先生2006年曾因为报道杭州一个教堂被官方拆除的情况而被拘捕，并被就职的报社开除。昝爱宗先生分析说，在中国，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成本太高：
    
    “ 因为舆论监督毕竟是要花很多钱的，比如要派记者去采访，路费、住宿费是很高的，有时候是很高的。有的干脆就不做这个事情了。写作一些宣传，谁出钱就替你说好话，不出钱我能省就省，省一点是一点。有的杂志半月刊做不过来，只有做月刊。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成本。我想《百姓》可能属于这种类型，可能生存遇到了困难，还有里面比较混乱。走了一批又一批。新闻出版署应该让这样的杂志找有能力的人，能找到投资渠道的人去自己办刊物。我想它会走出困境的。但中国的新闻出版署又不允许私人、民间自己办报纸、办杂志。 ”
    
    最近中国还传来《百姓》杂志一个记者在四川以敲诈罪被逮捕并已开庭受审的消息，但《百姓杂志》主编否认该记者为杂志员工。昝爱宗先生说：
    
    “违纪腐败在中国可以说是很普遍了。在中国，很多报纸的企业形象和宣传文章都是收费的，但它又不是严格的广告。舆论监督或者是监督矿难突发性事件，尤其是地方愿意掩盖这个事情，舆论监督往往变成一个敲诈，让企业花钱消灾。但是，有偿新闻、歌功颂德的东西好一点，敲诈风险太大了，因为如果一旦被人报警，有可能会被抓起来判刑。歌功颂德就是吹捧某个企业的老板，吹捧的某个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然后让地方政府花点钱，这个风险比较小。但是，很多记者都掌握这个规定，也有一些记者专门把此当成生财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