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去世的中国著名作家、异议人士刘宾雁

中共中央宣传部是仅次于中央军委的中国最大权力部门，它监督一切文化部门乃至艺术家和作家记者的写作。2004年，北京大学新闻学教授焦国标在互联网上发出“讨伐中宣部”的檄文。2007年，女作家章怡和反抗对她所写书籍发布的禁令。每日镜报的长篇文章认为，当局没有惩罚这些“捣乱分子”有三个原因：

“第一，共产党内部变得十分虚弱，党员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理想，虽然他们认为做党员很麻烦，但要升迁必须有党票。换句话说，党无法依靠对意识形态的信仰，挑战者使党的干部退居守势。

第二，焦国标和章怡和等人都属于所谓的'精英阶层'.天安门悲剧之后，共产党对使其烦恼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和解态度，大体上党已成功赎罪。知识分子的生活比下层人民好得很多。党不惩罚焦、章二人，也就避免了出现精英阶层群起反对党的现象。只要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与造反的民众结盟，这个国家就很容易控制。

第三，焦、章二人在国内外形成了网络。如果焦教授的文章不是发表在互联网上，当局就很容易整他。同样，互联网也保护了刘晓波和余杰等异议人士。如果社会下层的某个公民把抗议信贴在墙上，也许人们以后就永远不会听到他的声音，更不用说知道他此后的命运了。至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受不到重视，当局以残忍的暴力回答农民和工人提出的要求。“

每日镜报的文章接着介绍了中宣部从中央到地方直到每个编辑部的监督和控制手法。而一些作家另辟捷径，2004年，作家袁红冰携带四部小说的初稿逃往澳大利亚，引起中共高层震怒。意识形态首席长官李长春问道：“党多年来集中精力培养作家，为什么没有出现压倒袁红冰的作家？”每日镜报的文章做了这样的回答：

“答案很明确：毫不退让的检查体制扼杀了艺术家的创造性。他们中的一些人玩世不恭，另一些人不愿意冒任何风险。许多人躲避到历史题材中，所以许多影片立足于传说，说的全是古代皇帝的事。如果真像胡锦涛所说，主张民主的话，就必须采取步骤，缩小乃至最后解散中宣部，否则任何民主的言辞都是空话。

人们经常会问，现代中国给世界提供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发明了多少产品？可以说很少，与13亿人口很不相称。没有自己的文化和物质产品，一个国家就不能保持富裕强大的地位。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是国民的才华。使国家发展兴旺的最佳道路是摆脱文化检查制度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