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列大陆作家财富榜首的余秋雨，本来就是极富争议的人物。想不到，此次“5.12”大地震之后，他竟以网上一篇文章，又一次成为备受抨击的文化名流。他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被讥为“鳄鱼的眼泪”，真是恶名远扬。

对此，相信余早有预料。而且，他也不在乎。说不定此刻他正沾沾自喜，因为按照毛的逻辑，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余大可以此向当局证明自己立场坚定，和中央保持一致。此后必然进一步备受宠信，名利双收，其在作家财富榜上的“一哥”地位势将固若金汤。

只是凡事有利必有弊。余此番赤膊上阵，向“反华”势力反冲锋，其效忠现政权之不遗余力，难免使人联想起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当年大陆文坛“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际，余作为“石一歌”的成员稳居华堂，替“四人帮”舞文弄墨，好不风光。

“石一歌”是张春桥`姚文元手下的写作班子，本来的任务是撰写《鲁迅传》。故余秋雨对鲁迅作品多所涉猎。大概因此之故，他也从鲁迅当年鞭挞过的若干无耻文人那里，取法了一些伎俩，以为己用。此次的手法便可见一斑。

具体地说，就是使人记起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提及的那“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

《纪念刘和珍君》是当年4月1日脱稿的。在此之前5天，即3月25日，鲁迅在题为《可惨与可笑》一文中这样写道：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269页）

显然，深谙个中三味的余秋雨，于八十二年后的今天，在中共掌权的大陆，要给对手扣上一顶大逆不道的帽子，“反华”自属不二之选。

余文中宣称，由于地震遇难学生家长兴讼追究校舍中的豆腐渣工程，“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

从这句话看，余对前段时间西藏事件引发的西方对北京当局处置不当的批评，以及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的种种扰让，似乎都很宽容，并不视之为“反华宣传”。否则，不会用“已经很长时间”的说法。

那么，他何以对惨遭独生子女丧生之痛的学生家长完全合情合理合法之举，肆无忌惮地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呢？

这正好可从其所称“诬陷性的说法”找到答案。也就是说，余秋雨充分意识到，他提出的那前三点（是天灾，更是人祸：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五个境外记者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身份）证据确凿，第四点（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吗？）已引起许多人的反思，凡此种种构成了对当局信誉以至执政合法性极大的质疑与威胁。

于是，他在文中一方面含血喷人，颠倒是非，散布流言，极力抹黑一直持平公正地报导救灾的媒体，一面鼓其如簧之舌，劝诱学生家长放弃积极追讨校舍倒塌的法律责任，而任由当局摆布，使此种人命关天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不了了之。

其实，在追查豆腐渣工程真相这件事情上，“横生枝节”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余秋雨本人。他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把水搅浑，往数以千计的受害学生家长心灵的伤口上洒盐，表明其对这些为人父母者居心叵测，“不怀好意”。

当年，对于“三。一八”惨案，鲁迅曾悲愤地写道：“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纪念刘和珍君》，同上，275页）

鲁迅的话，正可以用来表达余秋雨此文读者的心声！流言是可以杀人的。

让我们一起猛喝一声：“闭嘴吧！余秋雨。”

（0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