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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闻媒体控制
这一时期应该以1989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89年，是新闻管制相对宽松时期。
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变化。在华国锋统治的最初两年，邓小平为了夺取党内最高权力，并为自己的统治正名，必须对毛有所否定，这时候邓对所谓“党内民主论”完全认同，并用这种理论作为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斗争的理论工具。这种否定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环境，也决定了中国新闻控制的方式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当时邓小平与中共虽然不想改变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格局，但由于面临各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使中国自共产党建政以后出现了少见的宽松局面。这些特殊的社会条件包括：
1.中国已经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这种完全出于经济考虑的对外开放主要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交往对象，中共政府因其文化专制及人权状况落后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指责批评，开始考虑到改善所谓“国际形像”。
2.由于文化大革命确实使中共党内不少官员利益受损，成为受打击者，对毛式专制有所反省，这时党内确实有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胡耀邦与赵紫阳的相对开明，确实为社会舆论的开放提供了社会条件，中国在八十年代出现了所谓“思想解放运动”。
3.这一时期政治思想争论其实完全是中共党内“开明派”与“保守派”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其实就是要实现所谓“党内民主”以形成“集体领导”。由于邓小平事实上不可能拥有毛当年那种说一不二的权威以实行个人独裁，陈云、薄一波等元老虽然不能形成与他分庭抗礼的格局，但却可以对他的施政进行某种程度的批评。由于参加争论的人士背后各有中共党内元老撑腰，手中也各有资源，80年代中国媒体上表现出来的所谓“开放”气象，实际上就是各种政治力量在背后撑腰的表现。邓小平对党内外对民主的要求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对党外要求民主的力量，如魏京生与北京西单民主墙等，则采取硬性镇压。由于邓小平在执政初期，为了争取民心，已经取消了毛泽东时代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罪”，邓为这种硬性镇压找了一个新的罪名“泄露国家机密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这种罪名很容易让浸染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中国人与受惩者保持距离。对党内不同的思潮则仍然沿用毛时代的斗争方式，发动思想斗争，如1983年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与1986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一时期的新闻控制事实上一直存在，只是中国的媒体这时还未脱离宣传色彩，大众媒体还未兴起，媒体数量相对少得多，中共对媒体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的控制还处于“学习阶段”，这一特点可以从颁布的法律规定内容以及动辄下达文件对所谓思想异己进行公开处理可以看出。加上下列诸种因素，如第一，只进行思想整肃，不会开除公职砸饭碗，即“卡住异议者的胃”这一做法还不普遍；第二，国安部门还未渗透社会生活，尤其是公开承担思想监控任务；第三，由于政治控制相对宽松，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还未衰退，对于因思想问题受到整肃者还抱持同情态度。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由于党内开明派与保守派各有自己的势力作后台，而且没有任何一种势力占居压倒性优势，党内斗争已经没有“文革”时期那种“斗垮斗臭”的残酷性与血腥性。上述诸因素的存在，使得这一时期的思想斗争出现了一个邓小平等执政者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受批判者“越批越香”。
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报刊杂志有《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杂志、《文汇月刊》、《书林》、《学习与探索》，这些杂志的领导者属于中共党内开明派人士。必须提醒的是，这一时期中国人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对邓小平领导的经济改革充满热情与向往，社会的兴趣还未从政治转移到商业及世俗化的时尚方面，政治腐败也还只是刚刚冒出苗头。用“充满希望”来形容当时的中国，还是比较恰当的。至今中国传媒业人士回忆，都认为80年代是中国媒体真正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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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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