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生态恶化已关系国家生态安全

拯救河西走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包锐 ★罗斌/甘肃报道

被称为“西北粮仓”的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自古就是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和战略要地，是著名“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水草丰美，物产丰富，是靠祁连山积雪和冰川的融水滋养、灌溉而“造就”。一旦祁连山出现问题，对于本来就危机四伏的河西走廊生态无疑是釜底抽薪。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甘肃的人大代表安国锋和政协委员郝树声，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地提出以“加强祁连山生态保护”为主题的提案，提到作为整个河西走廊“母亲山”的祁连山，最近几年出现了严重的雪线上移、冰川退缩、草原退化、林木减少等现象。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温家宝总理谈了他惦记甘肃的四件事情:民勤治沙，敦煌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祁连山冰川保护，黑河、石羊河沙化盐碱化治理。而这四件事情都与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有关。

在河西走廊东部，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有合拢趋势，给楔子一样镶嵌其中的民勤绿洲带来巨大压力；在西边，库木塔格沙漠正以每年4米的速度逼近敦煌。有专家断言，倘若任由形势恶化，河西走廊生态环境有可能在50年内全面恶化。

“失我祁连山”？“祁连山危矣”

“位于河西走廊东部的永昌县东、西大河上游林区累计毁林毁草100多万亩，其中山丹马场在西大河上游累计垦荒近100万亩，除已退耕还林15万亩外，尚有85万亩。”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郝树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话里充满着忧虑：“此外，2006年10月，又发生了在石羊河流域东大河源头一棵树沟，大规模露天开采煤田事件，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后果不堪设想。”

郝树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被毁林区中大多种植油菜籽，以每亩地年浇水450立方米计，就需要4亿立方米水，占祁连山年总出水量的1/18。

2008年4月底的谷雨前夕，刚下过的一场大雪仍未化去。在山丹马场，不时可以看到山脚下的积雪正融化成一股股清泉，缓缓流淌下来。正是祁连山冰川和积雪，融化为水，浇灌着富饶的河西大地，养育着这一地区450多万勤劳的人民。祁连山因此被称为河西走廊的“生命线”。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汉代时，被霍去病击败的匈奴人，曾发出如此悲歌。祁连山脚下的山丹马场，其所在的大马营草原，自古就是马牛羊放牧的“天堂”。

每到夏天，金黄的油菜花开遍马场，与祁连山顶的积雪相映成趣，煞是好看。经过几年经营,山丹马场成为国内最大的油菜籽连片生产基地。然而，也正是这些油菜，耗费了石羊河和黑河水系上游大量而宝贵的水。

全国人大代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长安国锋则注意到祁连山的另一个危机，“最近几年，祁连山出现了严重的雪线上移、冰川退缩等现象。”

来自甘肃省气象局的一份最新资料表明，祁连山冰川融水比上个世纪的70年代减少了大约10亿立方米。冰川局部地区的雪线正以年均2至6.5米的速度上升，有些地区的雪线年均上升竟达12.5至22.5米。

有关人士指出：按照这一速度，祁连山的大部分冰川将在200年内消失殆尽。到那时，祁连山危矣，河西走廊危矣！

“千秋功过”军马场

山丹军马场位于甘肃省张掖地区山丹县，是目前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亚洲规模最大，世界第二大马场。

山丹军马场地势平坦，水草丰茂，夏季绿草如茵，冬季一片金黄，是马匹繁衍、生长的理想场所。早在三千多年前，这里就已养马。自西汉以来，这里以当地蒙古马为基础，又引进了各种西域良马，杂交培育出的山丹马驰名天下，这里遂成为历代皇家军马养殖基地，经久不哀。

从汉代开始，直至清末，山丹马场长期为各朝皇家重视和控制，成为我国唯一从未遭遇毁灭的皇家马场。解放前夕，当时的山丹军牧场共有各种马匹1万余匹。解放后，山丹马场承担着养殖军马和发展地方经济的双重任务。

“从上世纪50～90年代初期，山丹马场累计开垦草原55.76万亩。期间4万亩耕地陆续弃耕撂荒后，已自然恢复植被，场区实有耕地51.76万亩。”今年4月，山丹马场副场长吕海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1992年后，马场再未开垦土地。

这一数据与郝树声委员所说的85万亩出入较大，然而51.76万亩也不是小数目。

随着军马养殖逐渐退出国防建设的历史舞台，养马已经成为山丹马场的累赘。

“山丹马场目前还有近3000匹马，这些马几乎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马场每年还得拿出100多万元养马，为的是使山丹马能繁衍下去。” 吕海卿告诉记者。

据悉，2001年9月10日，山丹军马场由兰州军区移交给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更名为甘肃中牧山丹马场总场。

河西走廊的生态危机

长约1200公里的河西走廊，处处可见戈壁荒漠。曾经富饶的丝绸之路黄金段，被生态问题折磨得苦不堪言。

东西两头，河西走廊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生态问题。在走廊东部，民勤县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因为缺水，民勤湖区已有50万亩天然灌木林枯萎、死亡, 有30万亩农田弃耕，部分已风蚀为沙漠。全县荒漠和荒漠化土地面积占94.5%，其生态之严峻，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

在走廊西头，敦煌的最后一道绿色屏障——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6万公顷区域中仅存的11.35万公顷湿地，因水资源匮乏逐年萎缩，库木塔格沙漠正以每年4米的速度向这块湿地逼近。

有专家指出，现在祁连山生态问题的严峻性，充分证明河西走廊生态危机已全面升级，呈现全面围堵的局面，已成为河西走廊发展的最大瓶颈。

由东至西，河西走廊境内分别是石羊河流域、黑河流域、疏勒河流域。甘肃省气象局的最新资料表明，跟十年前相比，三大流域均存在较为严重的生态退化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植被覆盖度和永久性雪盖面积的减少，部分地区生态问题激化。

近10年来，疏勒河流域的肃北南部、马鬃山、阿克赛等地出现了大面积的植被退化，安西的部分绿洲出现退化。黑河流域植被覆盖面积虽然在增加，但植被覆盖类型在退化，特别在祁连山周遍的山区，如民乐、山丹等地，有大片适中植被向稀疏植被退化。

石羊河流域的张掖市山丹县、金昌市的永昌县、武威市

凉州区，以及民勤县的绝大部分地方出现了明显的植被退化。其中，总植被面积1997年为1.95万平方千米，到了2006年仅存0.51万平方千米。从占流域总面积的百分比看，1997年为48%，到了2006年为12%，9年中这一比例下降了4倍。

“河西走廊植被面积的减少和植被覆盖类型的退化，说明这一地区在最近10年中荒漠化程度加剧。”甘肃省气象局局长张书余说。

“人为”生态危机

“河西走廊生态的恶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气候变化，这是自然变化，无法抗拒；另一个就是人为因素。”2008年4月，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王乃昂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人为因素”是主因

甘肃省气象局的最新资料表明，近50年来，河西地区气温平均上升了1.4℃，幅度远高于北半球和全国的平均水平。“气温升高导致祁连山雪线上升，冰川和积雪面积缩减。气温升高还意味着蒸发加大，干旱化趋势加剧。这又进一步导致河西地区荒漠化加剧，生态环境趋于恶化。”

“近两千年来，人类活动对石羊河下游湖泊的影响量级，整个历史时期平均为28%，清代以来则高达88%以上。”王乃昂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河西走廊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及其反馈过程研究》得出这一结论。

也就是说，在清代以前，气候的自然变化是影响石羊河流域环境改变的主要因素；清代以后，人类过度活动成为主要因素，且高达88%。而石羊河流域出现生态恶化主要就是清代以后的事。“河西走廊其他地方我不敢说数据完全一致，但人类影响占主导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王乃昂说。

在汉唐繁盛时期，河西走廊人口很少突破40万人，即使到明朝后期，河西三大流域人口也只有35万。

清代早期废除了之前的“人头税”，实施“摊丁入亩”制度，“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也促进了社会发展”，但是这一政策直接刺激了人口的迅速膨胀。

乾隆年间，中国人口从1亿猛增到3.12亿。加之河西地区政治形势相对稳定，大量移民进入河西。

嘉庆年间，河西地区人口达到127. 4万，至此河西走廊人口密度突破了干旱地带人口压力的“临界指标”，达到8.8人/平方公里，超过了国际上规定干旱地带人口压力的“临界指标” ——7人/平方公里。“人类活动逐渐取代自然因素，成为导致河西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主导因素。”

“这一时期，水资源利用率超过40%，是近300年来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王乃昂告诉记者，国际上认为干旱地区的水资源利用率超过40%，就达到了极限开发利用程度。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包锐 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