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时代周刊上阐述了“要合作、不要对抗”的对华政策。本周，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外交政策发言人、该党团的“亚洲战略报告”撰稿人之一冯•克莱登在时代周刊上发表对应文章。文章在开场白中谈了德中关系的重要性后，言归正传，开始批判施罗德的观点：

“‘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等级制度中，不民主、不自由的中国正在上升，它与西方竞争，发展成为其它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联盟党议会党团亚洲战略报告中的这句话，中国有一些人不喜欢，如果施罗德读过，可能也不喜欢。
    
    但这既不是‘咄咄逼人的反华言辞’，也不是‘与迄今为止的德国对华政策决裂’，这只是事实。中国的非洲政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不久前，它与俄罗斯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中阻止谴责津巴布韦，这个国家的独裁者穆加贝以大规模作弊、谋杀反对派来保证自己赢得大选。难道这样的事无关紧要、不值一提吗？提这样的事不恰当吗？”
    
    克莱登的文章接着谈到了施罗德主张的“以商促变”政策，认为中国的经济开放是为了“应对巨大的挑战”，不要错误地以为，“不管中国领导人愿意与否，面对多党民主、三权分立、法制国家和独立司法，其政策最终必然导致自我剥夺权力”，这是因为：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不再立足于共产党宣言。施罗德也不否认，这一新开端需要政治培育，所以大力称道他执政期间安排的对话纲领。但就算这些纲领有用处，期望它能起到针对共产党权力利益的转型作用，最多只能算作天真。
    
    所以，我们的亚洲战略放在欧盟内部以及与美国和我们的其它亚洲伙伴的一致之上，这是施罗德执政时德国独家执行的对华政策中完全没有的原则。他认为法国顶多是竞争对手，欧盟则根本不提。但没有欧盟的参与，‘以商促变’不可思议。在法中关系方面，法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立足点’也绝非比我们‘好得多’，它一如既往处于巴黎奥运火炬传递事件和法国外交部长要求抵制奥运的阴影之下。
    
    施罗德任总理时，没有在欧盟内部和与美国协调，就单方面试图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自己也感受到，他的动议很快走到了尽头，在中国的邻国也遭到激烈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