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共举办奥运，不仅未能象日本、南韩那样促使本国的经济发展，反而提前出现各种经济衰象。除了股市、房市双双大幅下挫之外，更令中共政府头痛的是引进外资下降，如日韩台企业在华投资今年上半年锐减31％，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更是从2003年以来逐年减少。上海美国商会与思艾伦咨询公司于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研究2007－2008》称，在接受调查的美、日、欧制造商中，超过一半认为中国相对其它低成本国家，正失去其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

         面对数千家港台企业破产撤离以及随后更大的撤资潮，中共政府强自镇定地宣称这是调整产业结构、重新进行布局的结果，仿佛胸中已有应对之策，这话可谓半真半假。

          何谓“半真”？因为近年来中国制造引起国际间贸易磨擦加剧，北京确实想通过提高税收、调整产业布局将劳动密集型企业“挤”出去，同时再引进一些具有品牌、技术、资源优势的外资。这类策略以前曾获成功，如2000年与2005年中国发生的两次外商撤资浪潮，都与中共政府调整产业政策有关。当时，中共政府对本国能源企业实行政策倾斜，最后迫使美国电力、赛德能源和西门子等国际电力巨头黯然撤离中国市场。  

         但要说中共政府对目前的经济困局有应对之策，却是假话。因为当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撤离之际，中共政府预期的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企业却并未形成气候。何以会出现这种“麻杆打狼两头空”的局面？这与近几年中国调整外资政策以及外资对中国市场的评估有关。

        中共希望引进高素质外企，所图的是这类外企的资源、技术和品牌，因为这是中国企业缺少的几大要素；而跨国企业在中国所图的则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和销售渠道。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跨国企业缺少利益契合点。

         中共方并无“双赢”概念。从2005年开始，中共一些经济精英成功地利用了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了政府的外资政策。2006年8月，中国商务部、国资委等6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限制外资收购“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企业，在核电设备制造、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造船、齿轮、石化通用设备制造和钢铁领域等7大重点制造行业中，限制外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此规定一出，几起筹划多年的外资并购，如美国凯雷收购徐工，德国舍弗勒收购洛阳轴承集团，都因被指有害“国家经济安全”而告搁浅。

        与这条政策同时制定的还有今年开始实施的“两税合一”政策。提高税率加大外资成本之举已显“成效”，大量港台资本撤资就是明证。但限制外资并购的规定却有碍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因为中国希望产业结构升级，但缺乏相应的技术实力，依靠本国企业的技术开发和生疏的国际市场营销手段，根本不可能实现产业结构转型。

 外资想要中国的市场，但还得考虑在华投资必须付出的企业监管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费用与损失）和外部成本（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商业信用等）。这两类问题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监管成本过高往往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所造成，外企为获准一些业务需要不断游说政府，这种游说耗费大量金钱与人力，加大了商务成本；更兼税收与其他许多杂费的征收永远处于不透明状态，让企业无所适从。而所谓“外部成本”可以用知识产权一项来说明，美国近年来在知识产权方面与中国发生许多纠纷，花费极大力气打官司，但即使如此，也无法解决中国企业持续不断的侵权问题。德、法在华企业都遇到过被中方合作者偷窃技术另起炉灶之事。这也是外企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并购形式进入中国的原因，因为并购是消除竞争对手并接管市场的便捷形式，还可以降低监管成本与外部成本。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不再被跨国公司视为“投资福地”。目前，中共面临的困境是：过去，大量出让市场，却并未换来核心技术；现在，不肯让出市场，却使具有品牌、技术与资源优势的外资裹足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