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的大事记中，1958－1962年间有大量的关于组党、进行暴乱的记载，其中尤以四川、贵州、甘肃、安徽等省为多，许多县志中均有提及。当年，雅安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忠率众奋起，持枪抢库，开仓济民。当局派军队镇压，李文忠判二十年。1961年安徽“劳动党”事件，黄立众起义判死缓，文革中死刑

李佳琦可能是六四之后，在大陆普及六四历史最成功的人，没有之一……

十多年前开始流行的“被自杀”一词，李旺阳因六四坐牢22年。出狱后2012年5月22日在朋友帮助下脱离了监视，接受香港有线新闻中国组记者林建诚访问相关六四民运。访问在该年6月2日播出，当地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亦加强了对李旺阳的监控。6月6日，胞妹李旺玲到访发现他被死亡。从此隐形屠杀成中共常态。

文革怎样才能成功地让人整人呢？要这么搞。（《无路可逃》冯骥才）

冯友兰49年10月5日写封信给毛泽东，大意“自己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10月13日，冯友兰收到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军人送来的一封毛泽东冷冷的回信。

希望那个荒唐的世界不要再重演///@清源CO：并不太远。最后一个因“投机倒把”的死刑是1991年，该罪从刑法撤销是1997年，行政法规撤销是2008年。

我们都愣住了，老师，啥叫大屠杀啊？老师不屑地说：这届学生素质不行啊，连这个都不知道？来来来，我给你们讲讲。然后讲六四讲了一个礼拜。那时候六四才过去九年，就像我们现在谈论2013年一样，并不遥远。当时上网没有墙，大家就搜六四。有个64memo的网站，里面大量图片还有回忆录，看了好几周。

【中国大饥荒50年祭】大饥荒自1958年起，持续至1961年：当时每天人均吸收热量仅为1534.8大卡，城市家庭妇女不过1200。而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苦役犯的每日热量还有1300到1700大卡。当然，奥斯维辛也没有出现人相食。除出口，当时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的酒精，用作核导弹燃料，每一枚试验导弹就需消耗1000万公斤粮食。

他们都是戏精，关键时候出来一次次忽悠老百姓，给病入膏肓的党组织加入能量继续苟延残喘奴役中国人民。

1947年9月，国民政府以“整饬纪纲”、“戡乱建国”需要厉行节约为由出台了“禁舞令”，上海依靠舞厅伴舞为生的舞女，领班，乐师等多达成千上万，1948年1月31日新仙林舞厅同业大会之后，舞女们遂聚集前往社会局抗议，抗议的舞女和人群最终冲进了社会局，并对办公场所进行了打砸。1948年3月31日禁舞令取消，上海各大舞厅又照常灯红酒绿。

1989年5月18日，首都各行各业民众依然持续不断地涌入广场声援绝食学生。著名摇滚歌星崔健也来到广场献唱。倒是已经绝食多日的学生受不了他乐队的音响。他只演唱了《从头再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像一把刀子》、《一块红布》四首歌。

余茂春：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这段历史不该遗忘，这标志着西方社会寄望中共可借由经济发展、走向改革开放的幻想早应该抛弃了，他说，所谓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是1989年要中国解放军枪口对人民的主使者，这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

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于10月乘专机出行。他一反常态，在起飞前反复问：飞机检查了吗？试飞过吗？你们都是党员吗？飞越长江时问“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找到后，左看右看不放心：这是长江吗？我看不像呀！拿着地图又对了半天。机长张瑞霭说，头一次见到总理这么谨小慎微，这么多疑。

文革后期，中苏交恶，最后发展到在中苏边界的珍宝岛大打出手。解密前苏联外交文件显示，苏联准备对中共使用核武器，把中国从地球上抹掉，多亏美国的威胁，苏联才未敢动用核武。张召忠自己狠狠打脸。

有人开始怀念邓的开放，江的闷声发财，和胡的无为而治了！难道今天的形势只是那一人胡作非为的结果吗？当年如果邓小平不血洗八九六四，中国的今天还会和一百多年前一样暴政天下吗？要是江不继承邓的专横霸道，中国的资源会只落在少数人手中吗？胡要是没有装蒜，中国社会会堕落成黑帮治天下吗？

文革中戴上红卫兵袖章，就能为所欲为：说声抄家就可破门而入，说声批斗就可架上高台。现在穿上白隔离服装，也能为所欲为：说声消毒，你必须交出钥匙任由毁灭性消杀。说声转移，哪怕深更半夜、风烛残年，也立即被拉到不知何处。1966年有红八月，2022年有白五月。历史会记住这第二次文革。

1949年底土改在全国展开，董时进以《董时进上毛主席书》为标题致长信公开反对土改运动。公开信寄出后一直没有下文，董时进预感不妙，恐惧遭到清算，于次年出走香港，后赴美国，后执教于加州州立大学。1984年辞世享年84岁。

祖师爷斯大林说过：若想自己安全就让所有人不安全！

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该县地富女儿绝大多数识字上学，“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1949年进城后，不少中共干部蹬掉乡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小姐，号称“婚姻革命”。1953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