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逐渐有人围了过来，对他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不久有人把他从地上拖了起来，接着是更激烈的拳打脚踢。打人者中有两人都是彪形大汉，“两臂有千钧之力”。我忽然又有了被抄家时的想法：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手无缚鸡之力。他们用牛刀来杀我这一只鸡。结果如何，读者自己可以想像了。

仅在北京优美的风景区，毛泽东就有5处行宫。它们所在地的整座山、整片湖岸、海岸都被封闭起来，供毛专用。而且大多数行宫虽然万事俱备，但毛从没有去过。上海西郊宾馆被称为414工程，建于1960年9月，共圈地1133亩，是上海最大的花园别墅式国宾馆。园林、花木、房屋修建，连同女服务员，100多人长年为毛泽东服务。但他总共没有住过几天，而100多人的工资外加维修费用，少说一年不下百万（改开前的百万！）。

但事实是“胡风是在被秘密拘捕两天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正式做出拘捕决定的。”王文正还说：因为“在我所接触的材料中，都没有见过文字记载”，所以至今不知道逮捕胡风“到底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公安部的决定”。胡风被捕以后，为了进一步收集其“反革命”证据，公安机关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到“整天与机器打交道”的欧阳庄，凡是与胡风有点瓜葛的人，都未能幸免。

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榄杆市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整整一条街上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基本都被杀光。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

《筹款须知》称，有时各家所罚捐款都缴齐了，而我们还嫌不够，土豪商人还出得起，而时间还来得及，便要来个最后一招，加捐，或加以“重利剥削，高抬时价”的罪名，或以曾控告过革命份子、摧残过工农运动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强迫，在必要时，虽以前已罚或捐过款，也可以再杀一个。要杀的必须更加重罚款。

翁文灏被称作中国地质学的奠基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已经是77岁高龄。红卫兵抄家批斗，让他难以承受。无奈之下，儿子翁心源只好向总理办公室求救。随后，翁心源本人也无法自保，于1970年在湖北潜江石油部五七干校时，因难以忍受无休止的批斗而溺水身亡。面对如此惨痛的人间悲剧，翁文灏再也无法承受，于1971年1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民国时期，教会、寺庙、富豪、名人、乡绅举办的各种慈善机构比比皆是，穷人走投无路时，都可以寻求他们的各种帮助。“新中国”后，深怕各类慈善机构抢了“党和政府”的光，对各类慈善机构赶尽杀绝。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个有心慈善的富豪在“新中国”想创办一个慈善机构比登天还难，大部分的捐款捐物只能通过“新中国”各级政府和“新中国”把持的官方慈善机构。在“新中国”统治下，行善都成了举步维艰的事情。

“文革”期间，在北京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当时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

方志敏的五叔方雨田是地主，方志敏因他抗拒农民运动，率领农会农民将他捉拿起来召开公审大会处死。方志敏的父亲祖母苦苦哀求他手下留情留五叔一命，方志敏不为所动，毅然杀死了他的五叔。方志敏最轰动的绑票撕票事件，是绑架杀害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史文明夫妇。世间罪恶莫过于杀害无辜，弑杀亲人伤天害理至极。然而只要冠以“革命”的名义，似乎就可以成为“宇宙的真理”，这“真理”真让人不寒而栗啊。

顾圣婴：1937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女钢琴家。1958年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1960年参加华沙第六届肖邦钢琴赛获很高评价。同年获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毕业证书。后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和三八红旗手、文化局优秀团员。1964年参加比利时国际钢琴赛再次获大奖。1967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由于乐松生的贡献，那时候他和荣毅仁一样享有很高的荣誉，有“南荣北乐”之说。当时乐松生是全国工商联主席，还当过北京市副市长，与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关系很好。可文革期间，乐松生被认定是剥削劳苦工人的万恶资本家，加上他与彭真的关系，他的处境自然不会好过。在1966年的一次抄家中，乐松生的母亲与妻子离开了人世，乐松生也重伤住进了医院。后来乐松生痊愈出院，但已生无可恋。两年后1968年，以非正常死亡的方式走完了他的一生。

还差一个指标。这时候谢文炳校长仗持自已是1949年前地下党负责人身份起来讲话了：“李政委，川大教授知识分子2/3都是右派，怎么这么多？如果信得过川大党委，能否给我们一点权限进行甄别一下？”李井泉轻声指着谢：“就是你呀，而且是总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