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三年疫情，到2023年，维稳开支只会更高，不会更低。而且，和许多善良单纯的网友的想象不同，在中共官僚体系内部，任何一项因腐败添加的开支，一旦形成惯例，都是几乎不可能通过“反腐”、“整顿”重新节省下来的。

弗格林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直接尖锐地进行了反驳。有一次课后，他和学生们继续在一个郊区的酒馆中讨论。在就一个政治问题进行了极其激烈的争论后，一个满脸泛着红光的年轻的社会主义分子站起来，眼睛里泛着泪水对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很抱歉，一定要枪毙他。

师承邓之诚的黄现璠先生，他的历史学从思想到方法，不仅实际上全面、公开地对抗了马克思主义的以论带史，而且他直接公开地说：如果无论什么张嘴就是“自古以来”，闭嘴则是马列主义的“五种生产方式论”、“五种社会形态说”，满纸“马列导师”、“政治领袖”是如何说的，那么作为学者还能有研究吗？他告诫人们，不该“千人之诺诺”，而一定要推崇“一夫之谔谔”。

吕东明这一代艺术家乃至文人，可谓是最痛苦、最不幸的一代人。她们的痛苦在于，在无论人生还是艺术都到了已经成年的年代，正是突飞勐进的时候，戛然而止。政治不仅是阻碍，而且根本是毁灭了他们发展的任何可能。在最好年代经历了最黑暗、最残酷的文化大革命。说他们是在地狱及深渊中度过了壮年，毫不为过。

在专制的残暴下，民众总会有对抗发生，而把民众的对抗作为专制无视人类法制及道德底线的灭绝人性的做法的借口，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样的事件，这样的借口，在五三年德国东柏林，五六年匈牙利，五九年西藏拉萨，六八年捷克，零九年七五中国乌鲁木齐，都一再完全以同样的方式发生。现在，如果世界在如此残暴的历史和现实面前依然采取绥靖，下一个发生的地方将会是在南蒙古、香港，甚至会扩展到台湾。

由于五四，竟然在我这一代人中出现了一种非常典型的屁话，认为中国没有「史诗」，认为中国诗歌无法和西方诗歌相比。事实上恰好相反，就丰富性、多彩性，西方无论诗歌及诗论都无法和中文诗歌同日而语。中国诗歌从来都是史诗，不是论首，而是句句甚至词词都充满典据、世故人情。西方诗歌，儘管中文我们现在称它们是「史诗」，究其实却不过是「事诗」——讲一件事情、一个故事而已。

一百年前的五四使得赵翼、杜甫与我们成为了两个宇宙的人。五四最根本的结果是「文化大革命」，它彻底地阻断了我们和赵翼的联繫，和李白杜甫的联繫，和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及文字的联繫。湘乡南皮之后，五四之后，传统的一切都已经和我们无关……，另外一个宇宙的事情了，我们被挟裹跌入到一个文化「黑洞」中。

现在被广泛地，天经地义地接受为描述共产党、法西斯和纳粹的极权主义概念，其出现极为偶然。它竟然不是出于反对它的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之手，而是出自墨索里尼。不过这也说明了它是一个能够准确说明这一现代专制现象的中性术语。专制者如此要求——集一切权力于自己；而反对者正是反对——一切权力归为一小部分人。为此，它很快被意大利的自由主义人士接受，并且针对极权特性对这样的政权及制度展开研究及批判。

看着主人家墙上的字画，我作为客人中的一员，真的是感到无地自容，偷偷看周围，五六位朋友中大有同感者不只我一人，我们站在后面面面相觑，有个地缝真的想钻进去。而这位文士还在那里自诩，他的字在美国要千元。对此，我当然相信，因为专制、封闭、政治和权力优先，让这个世界的政治和商业什么丑闻都能够导演、制造出来。

无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是杭亭顿的文化冲突论，如前所述，它们都是建立在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上的思想。任何人都能够看到，它们实际上根本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讨论、反省过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赤裸裸的翻版。而这个西方中心论的认识论基础也可以说和马克思及他的共产党信徒所宣扬的一元论史观的基础类似，是另外一种教条的一元论。

德国另外一位自由主义大师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指出极权主义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对一切文化传统的存在，反对近代人权价值。事实上这个反对一切其它文化传统的一元论的制度，更是典型的一神论基督教文化的世俗结果。共产党社会没有神，但是却把有神的宗教的一切特点继承了下来。

我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深切地感到受到共产党社会的欺骗，在六八年秋季决定自学哲学，六九年夏季后步入寻求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因此进入认识论问题、启蒙问题。在对于认识论、启蒙问题和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系问题的探究中，我在思想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彻底反叛出马克思主义，继而在七十年代初期把颠覆中国四九年后的知识界作为自己一生工作的责任及任务。为此，它使我从七十年代初期后孤独地走出我那一代人

一九七五年，友人都在支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抵制，和我聊，我对他们说，白猫、黑猫，对共产党来说我们都是耗子，左倾、右倾，共产党不过是老地主、新地主，我们永远是贫雇农。用不着我们来支持邓小平！谁能够添乱，我们就支持谁，而且希望越乱越好。朋友们觉得我不可理喻。我告诉他们，按照邓小平的思想倾向及性格，从他对匈牙利事件和反右的态度看，以后敢于和能够下令开枪公开镇压民众的，在中共党内邓小平是第一人。

到人家的家里，认同一个受到人家冷落、质疑的人物为自己的祖先及灵魂，这本身就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因为固然你可以认同这个人，但是你到人家的家里去认同，还奉送雕像、摆上供盘，带着你的人成年累月地到人家家里去上供、送礼，那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不幸，中国向德国赠送恩格斯雕像和马克思雕像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禁不得推敲的、可笑的举动。

马克思及其意识形态，即马克思的世俗化的宗教学说——观念论，即一般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已经是当代中国人及中国历史不能够回避的问题。这是因为一百年前的五四之后，一大批中国的所谓知识人，在世界正在经历的基督教世俗化过程中，基督教及其世俗基督教的文化，强有力地...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是一种彻底的西方来的极端化了的文化。我对此有着切肤的体会。如前所述，现在我认识到了，它不过是一种彻底地世俗化、物质化了基督教文化。除了没了神、没了上帝，用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教会的位置外，没有任何创新。它把人从过去置于上帝的主宰下而变成在世俗的领袖的主宰下，从教义、教条变成观念、党控，人立的所谓宪政之下。

共产党社会之所以和以往专制不同，要控制人们的精神及社会每一个角落，之所以带有它自己的党文化，因为它出自基督教社会的模板，它不过是以领袖及政党取代上帝和教会而已。所以张承志们的那种所谓文学及文字毫无价值，不过是世俗化的布道，如果我们要看布道作品，我想，直接去看有神的基督教布道文字，一定比世俗社会的布道更有意义及光彩。

王朔和张承志所争论的是，在极权主义的框架内是要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还是物质主义问题。这种争论与五十年代以来关于封建社会是两千年还是一千年，美的阶级性，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还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乃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的争论是一样的，是极权社会内部的政治和社会文化需要，没有实质性变化意义。对这一争论人们可以分析的只是，究竟是王朔还是张承志对“共产党社会”的影响更为积极。

我那时告诉自己，从此开始，我绝对不说一句共产党好话，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此后，我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包括在工作期间、继续上学时填写的各种表格，以及不得不写的工作总结，我再也没有说过热爱党，说过一句共产党的好话，坚持拒绝写所谓入团入党的申请书。这个坚持，以及那两个我的终生任务也就决定了，七零年后我绝对不会进入那个社会，沿着阶梯而上。因为那对我是个绝对的耻辱。

我还不得不遗憾的说，奥威尔一九四九发表了《一九八四》。可许先生那一圈子的人一九四九年后自己亲手参与在中国创立了「真理部」，而且这一圈子人在思想方法、行为方式，行文习惯上几乎终生没有脱离「真理部」的特点。这里必须要说的是，「自然辩证法」既不是学术，也不是理论，而是一种由中宣部领导的，为党服务的意识形态！所有他八十年代以前的文章都是打棍子，大批判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