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身后之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比身后之事更加紧迫的，是眼下的大权不要被篡夺。他对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认为相当大部分的权力已经不在自己手中。据说，三分天下，他只有其一。如果生前大权就被篡夺，死后便可想而知了。为了保住大权，他曾经发动了反右派、反右倾、反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可是，他认为，这些都没有解决问题。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形势反而更加严重了，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饶漱石指责中组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必须“震动”一下，想拿副部长安子文开刀。饶漱石在7月22日“震动”组织部、指责安子文后，安子文当晚就来到刘少奇处，详细汇报了饶漱石的言行，并且分析说，我估计饶漱石如果不是精神失常，就是把你、我和彭真、薄一波四个人划成了一个圈圈，存心要把我从组织部赶走。

刘少奇在中共建政后最臭最臭的一次讲话。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他说：说到选举，有些人就常常想到‘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这句老口号。无疑问，过去在蒋介石反动的独裁政权底下，提出这个宣传口号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那是有它...

逐个地捉拿彭罗陆杨，正显示倒罗瑞卿是毛泽东缜密部署、从容操作的一步，而林彪还不可能想到倒罗瑞卿会发展成揪斗彭罗陆杨一个集团、进而揪斗一大批“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与阴谋家”，而且与自己日后蹿升到副统帅竟是息息相关。

七千人大会主要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点自我批评，毛泽东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的是“发扬民主”。

40年代刘少奇支持饶漱石抑制陈毅，使陈委屈了好多年。1966年8月23日，中央文革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刘少奇到清华大学检讨，毛泽东不说话，当时只有陈毅站起来说：少奇同志有什么错误，可以在政治局这个范围内来解决。要他到清华去，这种方式好不好？我看不好，到时让他下不了台。当刘少奇表示愿意去清华，并请王任重帮他起草讲话时，陈毅又站起来，再次声明他不赞成这样做。以德报怨，这在革命同志之间是很少见的。

林彪三次为毛泽东“救驾”，在“九·一三事件”之前是居功至伟，此后便成了弥天大罪。林彪从毛的“亲密战友”变为谋害毛的“凶手”，历史的演变竟然如此富有戏剧性。然而，历史的演变也成了“变戏法”——林彪成为“元凶”之后，其元帅的历史也被“变没了”；而且他成为反革命集团的“罪魁祸首”之后，又似乎成了“替罪羊”，一些不是他的或不全部是他的罪过，也都统统记在了本是“林秃子”的头上，使他死无对证，也使他死有余辜。

但罗清醒了一些，1978年，他支持《解放军报》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他不认为毛可以逃避历史的检验。

1966年5月25日，在高层授意下，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以他与哲学系另六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的名义在北大食堂张贴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不仅在北大引起了震动，在中央高层和社会上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北大校方要求聂元梓等人写检查，并将大字报撕下，但聂元梓却只同意写检查，而拒绝撕下大字报。很快，大字报得到了毛的支持，毛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从此大字报风潮兴起。

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经完全被神化。毛对此洋洋得意，他在1965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到，个人崇拜是一笔政治财产，而且他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就在各地继续开展“大四清”运动之际，文革于1966年5月爆发。此时，毛泽东早已丧失了对“四清运动”的兴趣。

一个本分、老实、肯干的掏粪工人就这样死了，也许，没有他与刘少奇的合影，时传祥的命运不会如此跌宕。然而，事实是，将时传祥推上云端、推入地狱的那只手都是中共，或许时传祥至死也没明白这个理儿。

刘少奇晚年遭受批斗（网络图片）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是要批判刘少奇的。然而，身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发出了第一篇讨刘檄文，发出第一个政治信号。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因戚本禹当年下属孟祥才的回忆，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树立反对刘少奇的英雄我开...

1967年5月，金敬迈被任命为事实上的“文化部长”，以“解放军负责人”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还成为“中央文革”文艺组的实际“负责人”，着实风光了一阵。在任期间，他在奉江青之命将她极力想隐藏的早年在上海当演员、与唐纳结婚的一段不光彩历史的有关电影、杂志等资料全部收藏起来后，被江青以“收集中央领导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和“趁主席南巡时，阴谋进行绑架”的罪名投入了秦城监狱，后送至农场改造。

文革中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被红卫兵批斗。（网络图片）2006年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逝世，时任领导人胡、温出席追悼会，网络上对这位原伟大的现代女性亦一片赞扬之声，尤其是对她文革中丧夫陷狱，更是无比同情。王光美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作为当时的第一夫人，还...

用有生命的活人充当无生命尸体的革命医学邪恶创举，终于随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的建政，“有限度地”宣告结束，但在特殊部门还有存在。客观上讲：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尸体实在太多了。土改打死的地主；镇反枪毙的国民政府人员；反右自杀的学者；三年大饥荒饿死的几千万同胞！由于制度的使然和国家保密机制的牢固，国家、军队医学院、医学、药品研究所、科研机构获取活体解剖对象；摘取人体器官十分容易。全国几千个劳改农场、五矿场、有放射性源的铀钴矿场、劳改工厂中有上千万囚犯。

“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王光美和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曾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

整刘少奇：“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整朱德：“……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整贺龙：“贺龙要背靠背的斗，这是最高指示。……”对遇罗克：“此人不杀,杀谁？”

邓拓为什么会在“文革”初期即遭受打击呢？关键是后来复杂的政治斗争，邓拓跟错了人。邓拓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紧跟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而彭真又紧跟刘少奇与邓小平，毛刘之争，自然，邓拓成为了第一只替罪羊。

决定刘少奇后来命运的应该是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和同意毛泽东辞职并由自己出任国家主席职务的建议那一时刻，这才符合独裁政治的“正常”逻辑。看看马林科夫的恐惧就可以知道刘少奇是一位多么没有经验，不够老道的政治家。独裁者从来不会在权力以及名利上谦虚的，只有虚伪的试探。在一九六九年的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提出让林彪担任会议主席团主席，他自己担任副主席这一幕也如出一辙。所以林彪坚决不同意出任会议主席团主席之原因也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