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17日公布《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首次引入“内部举报人”制度，鼓励企业员工及知情人实名举报食品、药品、价格、安全生产等违法行为，最高奖励100万元。新规还鼓励外卖员举报“幽灵外卖”等问题，引发热议。网友质疑举报人隐私难保障，担心“举报不成反遭报复”，并调侃“举报违反劳动法也有100万吗”。

这位中国香港的律政司司长似乎现在才明白：“匿名举报”其部下的刑事检控专员利用国安经费疑似在五星酒店与女下属“爆房”亲热的涉嫌丑闻，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但他忘记了，中国人的法家统治，由秦始皇到中国香港的国安法，皆以鼓励中国人匿名举报为基础中国香港的“国安处”曾以四年收获一百万宗...

激发中国人互相匿名举报，可以令他们恐惧，向他们施加痛苦。酒楼几个人围坐的交谈、电影的几句问题对白，要令中国人感觉何谓传闻中的“软对抗”，只要令中国人活在恐惧与痛苦的阴影中，统治者就可以长期享受权力的快感与安稳。但这套管治理论的发明人商鞅最后死于车裂、李斯死于腰斩。一旦机器开动，无法停止，“人民群众”成为集体意志的权力而无远弗届。中国人悟出了“作法自毙”此一成语，即施加恐惧与痛苦的那个人，最终也难逃沦为受害人。

当下世界大大小小的恐怖主义，其背后都有中国共产党身影，中国不断对国际上各种恐怖势力进行大力扶持，支持恐怖组织，企图制造全球恐慌和动荡，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沦为最大的恐怖国家和邪恶输出国。 为了这个自由的世界，为了民主的延续，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共同阻止中国共产党，阻止邪恶的散播。自由民主的人权世界不允许被破坏，捍卫人权，捍卫自由与民主！

那是一九六七年初，由解放军为主导的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了小学。我所在的小学是文革前一年建成的新学校，在海淀区靠近城市的地方。一座新建的红砖楼，四层。院墙是铁栏杆，还有一圈我带学生种的白杨树。一面是土路，一面是市政工人宿舍，前面是小松林遮盖的前清墓地，后面是庄稼地。只有两年历史的学校...

今天，2008年11月29日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新闻：作者：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最近，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老师有点烦，他被他的学生告了，说他是反革命，而公安局已经立案。这样严重的罪名，严重的事态，无非是他在讲课的时候，批评了中国文化，而且语涉政府。这年头，学生告老师，从来不是个新...

中共制造各种理由蛊惑人告密，同时把“告密”换了名称，叫“检举”、“揭发”、“举报”；而且告密的对象、范围扩大到家人，导致许多父子反目、夫妻成仇，以致人人自危，造成多少人伦惨剧！ 时年二十七岁的林豆豆于一九七一年向“伟大领袖”毛泽东举报自己的父兄，结果她父亲林彪、母亲叶群、哥哥林立果全部惨死。晚年的林豆豆孤单又凄惨。 文革期间，一九七零年二月十三日（大年初八），在家庭里进行针对“文化大革命”的辩论时，方忠谋明确表示支持为刘少奇等人“翻案”，并批评毛泽东及对其的个人崇拜。当夜，她的丈夫张月升和十六岁的儿子张红兵（中学生，红卫兵）举报了她的所谓“反革命言行”，导致她于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一日被枪毙。

斯大林本人扭曲的人性，则是这一切的设计者与加速器。他极端多疑、报复心强，对权力有着病态的绝对控制欲，将任何潜在异议都视为生死威胁。他精心构建了一条不断自我吞噬的清洗链：先清洗老布尔什维克，再清洗执行清洗的人，亚戈达、叶若夫相继被清算，最终连知情者本身也无法幸免。 大清洗最终证明，在极权高压之下，人性并不存在天然的"向善底线"，它可以被驯化、麻木和工具化到极其可怕的程度。

50～60年代，中共封锁和过滤的境外消息，不准老百姓收听境外广播电台。（网络图片）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所有的境外电台都是不能听的，除了朝鲜。在文革中，一度朝鲜台也不能听，因为这个国家，近似修正主义。不过，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像今天的朝鲜那样，收音机给去掉接受短波的功能。在边境地区，...

我的观点是，平凡普通的人会造恶，杰出的人也会，愚蠢的人一样。所以造恶与人是否平庸杰出愚蠢无关。造恶是因为成为暴政的附庸，成为其政治工具。所以，平庸之恶被提出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反而成为指责更多平庸人的论点。我们谴责造恶者，谴责附庸者，这才是正义。转："平庸之恶&q...

章诒和先生以《卧底》挑开幽暗的一角，中国文坛立刻起爆了重磅炸弹。冲击波鼓荡开来，又震撼了多少敏感的神经。冯亦代、黄苗子这些大家，在众人眼里，一直是光芒四射的文化名人。他们著作等身，文化学术的贡献光辉耀眼。就是说做人，谁曾经怀疑过他们的作为？一个卧底，拆穿了他们形象的另一面。却原来...

前些年章诒和女士笔下揭示的著名文化人在政治运动中“告密”、“卧底”的现象，而徐铸成的这段特殊经历，恰好构成进一步认识和剖析这种现象的重要参照。当整个社会处在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双重控制下，每个单位里的人大都身不由己，基本上没有选择做什么与不做什么的权利，何况像徐铸成这样“右派”帽子虽摘而帽痕犹存，一旦掌握其命运的干部以为党而做的名义提出某种要求，“在人屋檐下”的他几乎没有拒绝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