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早已浮现的线索指向十九届中纪委第七次全会缺席的两名军方将领。根据当时官方公告，有4人缺席会议，两个出事的地方官是今年4月离世的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勋及6月被查的中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前书记、局长张务锋，还有两人一个是中共前武警总部政工部主任汪利平，另一个是今年3月卸任驻香港部队政委的蔡永中。两人都是60年后，都是少将军衔，缺席的原因很可能也是“出事了”。

愤怒的杜金将罪责暗中指向了普京。他引用了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撰写的《金枝》中的一个故事，即一位国王因为在干旱期间未能祈求来雨水而被臣民杀死。杜金表示，“我们赋予统治者绝对的权力，让他在关键时刻拯救我们所有人，人民、国家、公民”，如果不是这样，统治者就会遭受和那位国王相同的命运。其似乎在暗示普京必须为败退承担责任。杜金的帖文很快被删除，但其所透露的愤怒已被西方媒体捕捉到。有媒体指出，这是发生在军方人士和普京在俄乌战争中分歧越来越大之后。

造成这种惨况发生的原因笔者认为不仅仅是严苛的疫情封控，造成民不聊生，消费欲望降低，还有一个更为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二十大的结果以及随后的公私合营、供销社和国营食堂的卷土重来，以及北京高调备战，彻底击碎了国内外企业家的信心，对中国市场前景看低，对中国未来不看好。

未来，何卫东是坚持执行习的攻台命令，还是故作姿态，不时做些动作，维持台海平衡以自保，笔者并不知晓，但何卫东连升三级在军中引发的不满，以及军中反战和支持改革开放人士，未必不会在某个节点伺机而动。习近平二十大貌似收获满满，实则在党政军都为自己埋下了不满的导火线，只待什么时候点燃。

公共食堂显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与供销社密不可分。公私合营、供销社、国营食堂死灰复燃，意味着中共正在走回头路，意图仿效毛时代，控制民众的基本生存，而一旦习当局计划完成，民众将不得不像几十年前一样，为了有口饭吃，为了生存，抛却自由、尊严、人格等。这绝对是个灾难。

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系统实现销售总额6.26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其中，全系统实现农产品销售额27591亿元、日用品销售额14925亿元。而从供销社数量来看，2018年新发展基层社一万多家，2019年总数已达到3.2万家，基本实现城乡全覆盖。截至2020年末，全国供销社系统的连锁配送企业有6697家，拥有配送中心10802个，发展连锁、配送网点83.2万个。

不无讽刺的是，大陆媒体2011年曾报导，目前红旗街的水费早已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因为红色旅游收入年平均在1200万左右，而水费最多也不过300多万。显然，没有中共的洗脑教育，红旗渠的收入注定一落千丈。而面对这样一个短命的工程，习近平却在参观完后指出，红旗渠“记载了林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

让中共恐惧的是，不仅中共的火箭军基地处于美国太空军监控中，中共的卫星、通信网络、海底电缆也同样遭到美国太空军监控。这意味着，如果北京决意武力攻打台湾，美国太空军可以在中共发射弹道导弹时提前预警，甚至有可能在必要时摧毁中共的北斗卫星系统，关闭中共所有通信网络，切断海底电缆，让中共火箭军战力大幅丧失。是否会如此，北京不妨掂量掂量。

1991年苏联解体时，信奉机会主义的苏联绝大多数官员选择了旁观，并接受了苏共垮台的现实。就如早前习近平所感慨的那样：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或许习近平也将看到，中共解体时，那些每天喊着“忠诚”的官员也大概率不会有什么人出来抗争，因为这些信奉机会主义的各级官员，包括军队将领一样，一定会随风而倒，绝不会站出来去捍卫这个党，捍卫习，去做什么所谓的“男儿”的。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予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这股力量所推动的是隐秘的运动，是可以产生看得见的影响的（难以预料的则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政治事件或社会运动，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一次剧烈冲突，或社会和文化界气候的无法压制的转变。

关键字出现的频次以及对“安全”问题的单独阐述，一方面表明二十大后，人们所期望的继续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极有可能事与愿违；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中共高层当下最为担忧的依旧是中共的政治安全，依旧将注意力放在来自国内外的对中共政权的威胁上，并警告前方有“惊涛骇浪”。因为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国家安全就是党国安全，政治安全就是政权安全，政权安全就是党中央安全，党中央安全就是核心安全。而这当然并非习近平首次提到政治安全，而威胁政治安全的既有来自国内的反对势力，也有来自海外的“敌对”势力。

2017年，曾就十九大报告表态的中国重量级企业大佬有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华谊兄弟传媒集团董事长王中军……，今年却沉默了。他们去了哪里？

1946年1月11日，在中共延安党媒《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之际，时任中共宣传部长的陆定一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题目是“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其中写道：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

对于峰会的相关信息，尤其是普京的出席，北京官媒避而不谈，大概是因为峰会没有习近平的影子，而习没有出席，显然是因为七中全会和二十大。在中共高层角力激烈的关键时刻，习不能再度冒险出国，因此官媒淡化峰会，不提普京，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根据俄罗斯官方透露的信息，刚刚在中亚与普京会面的习近平，曾宣称两国关系“上不封顶”的习近平，却未发出贺电。难道是因为忙于中共内部的最高权斗，为了保自己的权力给忘了？照理说这些事有相关秘书负责，不应该遗忘的。要知道，今年6月15日习近平69岁生日时，普京还打电话表达祝福，而此前几年两人互相祝福似乎成了某种惯例。

中共军方自9月21日军改会上释反常信号外，连续释出多个不同寻常信号。尤其在10月7日，中共军网和国防部网站在“八一评论”栏目下发表题为“坚持推进治军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的文章，明确提出治军不要“人治”，暗示否定习的军委主席负责制。

这封慰问信是软中带硬，话外有音，既是安抚，也是警告，而这究竟是只针对公安机关的老同志，还是针对所有离退休的老同志呢？要知道，近二十天来，“老同志”可是一个敏感词，不仅“老同志”宋平、孟建柱、江先后露面，而且与海外诸多的政变传言紧密相连。笔者认为，在这个敏感时机，作为跟随习近平几十年的亲信王小洪抛出这封信并不寻常，不论是针对公安系统的老同志，还是针对所有离退休的老同志，折射的都是中共高层角力的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