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习近平而言，想抓住笔杆子，那么就要控制住中宣部，再不断强调“党领导一切“，就等于是纲举目张，笔杆子在握。而1989年北京能爆发六四学潮，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是个出名大胆的中共改革派，曾提出著名的“三宽”原则：宽厚、宽容和宽松。由此可见，欲推动中共和中国的真正变革，正面力量必须善于突破中共的外层表面，直达内层核心，才能见到突出成效。这是历史留给未来的深刻教训和有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