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后，周谷城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关进“牛棚”。对于周谷城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他的学生吴欢章曾写道：“‘文革’初起时，周先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一次他被批斗后，走出校门才被允许摘下挂在胸前的黑牌。他手里拎着牌子，挤上校门口的有轨电车……。”
那位赫赫有名的浦熙修，都立为楷模了，居然也未能爬出右派的泥淖，竟也被划了右。对此，受伤深重的罗隆基激愤万分：“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语也当做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是条条致命呀！难怪孔老夫子要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浦熙修出卖了我，只不过保住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还是划了右，何苦呢！”
因为与毛的关系，周谷城才没有遭到更为严重的迫害。然而，与许多家庭一样，周谷城的家人亦受到牵连，大女儿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因为父亲的原因，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另一个女儿也被迫害致死。而周谷城的母亲去世时，造反派竟不准他佩戴黑纱。
如同其他心理病人一样，毛的自卑情结也来自于青少年时代自觉遭受歧视或被忽略而受到的心理创伤。国际共运本质上是宗教运动，其领袖必须是“口含天宪”的所谓“理论家”。在动辄滔滔不绝引经据典的海龟面前，这位没看过什么马列原著的土包子只能张口结舌，自惭形秽，自尊心多次受到强刺激。产生了进攻性的自卑情结，表现为自尊心超强，过敏，斤斤计较，睚眦必报。令人悲哀的是，恰是毛对知识以及知识分子的入骨鄙视与嘲骂，使得他获得了工农大众的欢心，成了他们心目中的人民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