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尔世界杯开幕了，现场球迷没见谁戴口罩，也没听说要看核酸检测证明，难道他们和我们生活的不是一个星球？难道新冠病毒不伤害他们？”答案在每一个人心中，大家都心知肚明，到现在，中共在新冠病毒疫情上持续的谎言欺骗已经无法延续下去了，中国人已经为此付出了隐私，付出了本就不多的自由，面对着电视中足球场外那些热情的球迷，他们不用戴口罩，又拥有着我们没有的自由，中国人难道还不该认真思考一下吗？

前苏联的肃反运动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都是由共产党党魁发动的残酷的政治清洗运动，而迫害对象都是自己的革命同志。这其中有一个叫苏子元的人，他的人生中既经历了苏共的肃反，又经历了中共的文革；他曾被苏共以间谍罪等关押、流放了18年，回到中国后又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其九死一生的经历，让人...

中共害怕人们的信息传递，因为人们传递的信息充满了绝望和愤怒。“四通桥事件”勇士挂出的横幅中就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准确地传递了人民的心声，直戳中共的痛点。

中共73年的一党独裁统治，见证了毛所说的都是谎言和欺骗。中共治下，人民根本没有任何权利，从来就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有的只是中共的“投票机器”；中共的一言堂之下，人民也没有“说话的机会”，有的只是中共对网络的封锁、对发出真实信息的人进行销号、约谈，甚至抓捕；而中共利用当前的疫情，更以防疫为借口，随意剥夺了人民“人身自由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自践其言的中共，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

这种荒诞的事据说在上海封城时就曾出现过，在当时人们吃不上饭的情况之下，曾“有志愿者以一袋蔬菜和一箱水果，让一位缺食物的独居女生陪他上床”。还有一位账号为“行侠客”的网友曾写道：“全国最富裕的上海，很多在上海打拼的独居女性，居然为了粮食陪志愿者或邻居睡觉，曝光了几十起了，没曝光的多了。因为这种事情女孩子不好说，都是龌龊的志愿者和邻居们曝出来的。这时代，不载入史册都对不起他们的伟大了。”

为了完成清零任务，贵阳市政府是不计代价了，而这个代价竟然是人民的生命，只是下次出现类似事件，政府都可以免责了，因为你签了免责声明，你自愿被转运，自愿承担转运途中的任何责任。网友怒问：“我们都在车上”；”要怎样才能不上那辆大巴车！”只是，人民有选择吗？

1977年，76岁的武志平被彻底“平反”。仅被授予了一个“国务院参事”的虚衔。1982年，81岁的武志平刚享受到局级离休待遇，他的小儿子和15岁的孙女就死于车祸之中。他的夫人陈新英1946年在汉中被捕。因她姓陈，被疑为陈昌浩的妹妹，行刑逼供之下，她疯了，承认自己就是陈昌浩总政委的亲妹妹。后被上送到西安监狱进行关押，直到被解救出来，她却永久地疯掉了。

疫情期间主动为百姓卖平价面包的企业被重罚，视百姓生命如草芥的失德保供企业被包庇，这样一个黑白颠倒的政权只能让民心尽失。人心不可欺，人心向背并非靠洗脑和宣传就可以维持的，已经领教了中共铁拳的上海市民这一次站在了正义一边，丧失民心的中共不恐慌吗？

中共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这里用“摩擦性失业”来形容年青人的失业困境，就是想淡化当前青年失业率19.3%的事实，意图避重就轻。因此受到了网友的集体嘲讽，被指用新词来转移视线。网友们发文称：“摩擦性失业还真是个术语，但用在这种情况就扯了”；“失业就是失业，老百姓只要知道失业率就好，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失业，政府去研究就好了，整那么多破词就能表明不是失业？！成天把功夫都用在整词上了！”。

地方政府跟开发商已经深度绑定，政府可能会动用一切手段让老百姓买房，来保障房地产市场能支撑地方财政收入。但经济下行，失业率飙高，钱越来越难挣，断供越来越多，政府想再一次把大家赶入杀猪盘的打算肯定要落空了。

现在的民众，最怕的不是病毒，而是失业，可邪恶的中共却借疫情的理由，无休止地搜刮民脂，挤压民众生存空间。常态化核酸检测耗资巨大，社会经济低迷，民众心生不满，中共为了二十大而维稳的疫情紧急状态，到底能够持续到哪一天？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共推行的“健康码”被人权观察组织认为是“中（共）国开展大规模监控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之一”。《纽约时报》在2020年的分析中曾指出，中共将从“健康码”中收集个人信息，并与中共公安共享。同时预言这个健康码在疫情结束后可能会长期存在，以助政府对人民的监控。邪恶的中共对中国民众施行的是借疫情之名的深度奴役！“健康码”带给中国人的是失去自由的围栏。

北京当局坚持“清零”政策，结果就是上海的市民被关起来，成为清零的分母。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上海政府不作为导致各部门各自为政，百姓正常诉求得不到回应。急重病人无法被送入医院而死亡，而已经转阴的却被逼着进方舱；普通百姓买不上食物处于饥饿状态，各地援助的蔬菜却被投进垃圾桶；京东的平价货物无法完成最后100米交到客户手中，而拥有通行证的车辆却可以自由出入各小区售卖高价团购物资。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鼎被定性为“大叛徒”、“大特务”，关进监狱达7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据路易·艾黎的回忆文章所述，1970年，斯诺访华时，听说刘鼎被关在监狱里，他颇为激动地说：“把这样忠心革命、这样富有才干的人关起来，太不应该，实在可惜。我很伤心、很伤心、很伤心。”像刘鼎这样多年追随中共的人，有忠心、有能力、有贡献，但是无论曾有多大的功劳，在中共对自己人的频繁运动中，却只落得个被整来整去的下场。

毛泽东和江青对《武训传》和陶行知的批判运动持续了几年时间，直到“反右”运动开始，大批知识分子被构陷、被迫害，才无疾而终。翻看历史的过往，我们可以发现中共对知识分子实为洗脑的“改造”贯穿于其百年历史，而其中某些个人的恩恩怨怨却也是其中的推动因素之一。

《古老的罪恶》记载，1986年至1989年（出版该书时为止）从各省拐卖到江苏省徐州6个县的妇女就有48,100人。由四十多名出租车司机组成的团伙，拐卖了101名妇女，最小的仅13岁。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在1986至1989几年中增加了女性人口二百多人，她们几乎都是从云南、贵州拐卖去的，占这个乡已婚青年女性人口的三分之二。今次“杨某侠”案曝光，说明历经了“打拐”及保护妇女相关法律的实施几十年后，也基本没有改变农村女性被拐卖的命运，正义和法律也没有得到伸张，当地基层党组织与乡镇政府俨然是此类犯罪模式的保护伞。

陆久之的夫人陈瑶光，原名蒋瑶光，是蒋介石第三任夫人陈洁如的养女。陈洁如和蒋介石婚后无子，在黄埔军校期间，一次，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参观广州平民医院时，抱回了一个可爱的女婴。陈洁如到廖家来玩，对孩子爱不释手，何香凝就忍痛割爱将女孩送给了陈洁如。蒋介石也很高兴，特意给女孩取名为蒋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