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本身就像电影的一部分,有一种斯大林式的幽默感,当然和广为流传的各种前苏联段子一样,这种幽默感里有枪声、血泪和死亡。《斯大林之死》就是如此这般的混合物,一部成功的喜剧片,你笑得要死,感慨“我的天怎么会这样”,后来一翻书,“我靠原来真的是这样”:斯大林的死亡过程没错,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的明争暗斗没错,连后面清洗斯大林的昆采沃乡间别墅,里头排着队出来的斯大林替身们都严格遵照了史实。
已经有消息说,不许提“豆腐渣”三个字,采访的官员们开始热烈谈论重建,毕竟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我们是不是最善于让一件事“过去”的民族?我去孤儿院,看到那些刚刚成为孤儿的孩子,给他们一人一根我没有吃完的德芙巧克力。电视和报纸上的新闻开始让我不适,大爱,坚强,灾后重建,捐款。在北京时,我一周内捐了三次,到了灾区,一分钱都没有捐。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给中国的官方慈善机构捐过钱。
极权之下,无论是哪个阶层,从根本上来说,都被剥夺了人格尊严。即便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行列,也只有权力与金钱带来的地位尊荣,而非人格尊严;当官的视商人为蟑螂;官员一旦陷狱,也会自贬为粪土。
大学一年级,我看了一套日本人拍的纪录片,《六四真相》。盗版VCD画质粗糙,我模模糊糊记得王丹是个瘦弱的男青年,柴玲那个时候就有点发胖的影子,美丽的梁晓燕老师胸前搭着长辫子(后来我第一次见到她,就遗憾地问:晓燕老师,你的辫子呢?)。纪录片里的鲜血,和我父亲多年来对他梦中情人杜宪的念叨(杜宪,前央视《新闻联播》主播,1989年6月4日晚7时,她身着黑西装,以宣读讣告的语气宣读中共中央决定,后被停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