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连不平等条约都没有签，却被沙俄直接侵略强占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江东六十四屯、库页岛等中国领土，更是完全可以依法讨还的。但江泽民不但不讨还，反而又拱手送出去，因此被知情国人称之为“当代最大的卖国贼”。江泽民出卖的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本来是中国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实际上江泽民已经把中华民族的后路彻底斩断，把炎黄子孙逼入绝境！

为粉饰太平，让市民淡忘几年前的南京屠城，江世俊还搞民俗形式的宣传，利用佛教文化“盂兰盆会”，大放河灯，在报导中渲染秦淮河中，于无形中被麻醉洗脑，沉醉于“太平盛世”。江世俊负责的日伪宣传部编创通俗儿童歌曲，深知洗脑要从娃娃抓起，用 “千里万里，大风扬扬，”歌颂侵华日军进军亚洲千辛万苦，为争取东亚民族解放在大风中长途跋涉，英勇牺牲;用儿童读物连环画《英美侵华史》，煽动对英美的 仇视，歌颂“大东亚共荣圈”，“亚洲人民齐努力，歼英灭美竟全功”。

江泽民并没有爽得太久。当时部署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江泽民每天的主要工作，但是无论江如何努力，又是派出驻外使节游说，又是给各国元首亲自递上诬蔑法轮功的小册子，国际社会却并不买账。1999年11月18日晚，美国众议院全体议员通过了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镇压法轮功的218号决议案；第二天下午，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了内容相似的217号决议案。

薄一波也给江泽民出主意说，“六四”之所以没有人认真讨论平反问题，就是因为杀人杀得多了，这个问题就改正不起了。一旦平反，我党就得下台。薄一波说：“我建议：第一、要打死几个法轮功，有了人命，他们就得考虑他们要为平反付出的代价；第二、要让常委和政治局人人公开表态支持镇压，这样所有的血债大家都有一份儿；第三、宣布法轮大法研究会为非法组织远远不够，这个定性必须升级，要让老百姓觉得只要修炼法轮功就是犯罪。”

曾庆红说，“现在从常委、政治局委员到各级党组织，对镇压都很消极。我建议：第一、各地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各地如有上访的法轮功超过一定数量的，一把手撤职；第二、上访人员中山东来的几乎最多，告诉吴官正，如果再有上访人员就撤销他省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如果镇压得力，可以考虑他在十六大上当政治局常委；第三、胡锦涛的态度很暧昧，原来我们选定的第五代领导人李长春在广东的镇压，也很不得力。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当初中央政治局定下的原则是五十周年庆典按照三十五周年庆典的规模办，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原则被远远抛在一边。庆典前，朱镕基把计委的曾培炎和财政部长项怀诚找过去详细询问庆典工程的预算情况，得知各种献礼工程、提高公务员和离退休人员等的工资，追加基础设施建设等一共支出一千八百亿元人民币时，气得双唇紧闭，不发一语。后来他对工作人员说，“美国别说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就是百年大庆，它华盛顿敢这样搞吗？谁搞谁下台。全国老百姓的钱能集中在首都用吗？”

看到镇压的迟缓进展情势，薄一波给江出主意说：“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工作很不力，这和镕基同志不重视、不公开表态有关。”按照曾庆红的想法，朱镕基在“四.二五”事件中亲自接见法轮功学员，他不出来讲话，会给外界造成党中央分裂的猜测。“三讲”运动是一个很好的强迫朱镕基表态的机会。曾庆红把这些分析告诉江泽民后，江立即把朱镕基找去训了一次话。

自从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命令下达以后，作为真正掌握最高行政权力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竟然从此就从电视上消失了，一连半个多月没有露面。1999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则江泽民座谈国企脱困的新闻。本来国企三年脱困，是朱镕基就任总理时的豪言壮语，如今这个领域也交给了江泽民，看来朱镕基当时心灰意冷，一切都大撒把了。

当时到北京打横幅抗议的至少有两位省部级官员，出于安全考虑这里不便透露他们的名字。他们也同样被警察抓到，在询问并核实他们的姓名和身份后，警察吓了一大跳，赶紧让原单位领了回去。这里不但反映出修炼法轮功的人遍布各个阶层，同时也反映出江泽民的独裁，连这样高级别的干部也无法向江进言。

1999年7月19日，江泽民召开中共中央高层会议，以总书记的身份下达了开始镇压的命令。上万名武警荷枪实弹进入北京，周边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7月20日，江泽民下令进行了一场遍及全国范围的大逮捕，所有被认为是法轮功“骨干”的成员都被中共拘留或带走问话。江还在7月29日试图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引渡李先生回国，但遭到国际刑警组织的断然拒绝。

“610办公室”是个不折不扣的非法组织，其产生和存在都没有法律依据，和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样。“610办公室”的唯一目的就是绕过法律，绕过正常的经费和人员编制审批，调动全国的镇压和宣传机器迫害法轮功。这个非法组织的总头目其实就是江泽民，所有重大密令都是江泽民传达下去的。江怕留下证据，送去的密令从来不敢落款，但“610办公室”的人见到此类“白条”就会立刻执行。

1999年的5月8日，在北约和南斯拉夫交战期间，中国大使馆遭三枚导弹袭击，三名记者死亡。江曾在这个时候考虑的是一石二鸟的毒计，如果朱镕基在这个时候不出面，愤怒的人群自然会把炸馆之事和朱镕基的“消气外交”联系起来，把怒火发在朱镕基身上，让他继续去背黑锅。另一方面一定让胡锦涛出面，如果胡对美国的态度表现软弱，会使他在愤怒百姓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如果太强硬，必然会引发两国关系紧张，这都可能成为十六大不许胡锦涛接班的理由。

江泽民由于妒嫉失去了理智，一心要镇压法轮功，但是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都不同意，觉得没有依据。为了胁迫其他人同意，江泽民和曾庆红终于想了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国家安全部来制造镇压的“依据”。于是国家安全部在美国的特工很快就送来了自己制作的假情报，说：法轮功创始人后面有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支持，CIA给法轮功提供了数千万美元的经费。这些“重大敌情”通过国家安全部传到了高层，其他政治局常委难辨真假。

在朱镕基国务院工作人员和法轮功代表会谈之际，上万名学员一直在外静静等候。到晚上八点多，会谈完毕，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经释放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后，中南海前的法轮功学员也很快散去，临行时，地上连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 海外媒体一片赞誉之声，既赞赏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理性，也赞赏政府的开明，并称这是中共建政后官民第一次和平理性的对话，开中共历史之先河。事情如果这样落幕无疑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却有一个人暴跳如雷，这个人就是江泽民。

政治局七个常委，除了江泽民之外，其他人都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朱镕基说：“法轮功的学员以中老年人居多，妇女居多，他们最大愿望无非就是健身而已。......说这些人有政治企图，讲不过去。另外，我们不能再用搞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至于普通炼功群众，就让他们练去吧！” 江泽民一下子站起来，指着朱镕基的鼻子喊道“糊涂！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

江泽民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询问如果法轮功深夜仍然不撤，驻京军队是否可以立即集结，并架走中南海附近的法轮功学员。接电话的人立刻表态：“北京军区时刻准备听从江主席的指挥。”江泽民十分满意，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一点，后来此人被江连升了好几级。

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罗干发现公安部这些负责气功的人都很懂气功，很多人也炼。罗的镇压法轮功命令下去之后，相关的负责人不要说抓紧落实，反而连动都不动。罗干在1996年开始为此特意改组公安部，不但把编制改了，原来管气功和懂气功的人一律调走。朱镕基知道这件事情后把罗干叫去训了一顿，说他“放着大案要案不抓，却用最高级的特务手段对付老百姓”。

清华校友聚会时，张孟业在1998、 1999年两度到北京当面向胡锦涛介绍他的亲身经历，并给胡锦涛的夫人寄过法轮功的书籍，希望他们也能炼功改善身体，胡锦涛夫人曾回寄明信卡以表谢意。

一直深居简出的乔石知道江扮演的角色后十分气愤，他说：“国家利益至上，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的。”万里、宋平等人甚至骂这些协议是新“二十一条”。江泽民一看形势不对，就耍了个滑头，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回应元老的指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把这一切责任轻轻巧巧地推到了朱镕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