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代的文物当然应该珍藏，但是文革历史如“牛棚”也应该被记载，文革受难者的名单，也应该被永久保存在博物馆里面让人看到。在这个科学技术前所未有地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的生命和尊严，也应该得到有史以来最高的地位。 今天，被希特勒杀害的三百万的人的名单已经放在庄严的大博物馆里和电脑网上的资料库里，被斯大林杀害的一百三十四万个名字已经被刻写在电脑光盘上和大量分散各处的小型纪念碑上。 我想，有尊严的北大人不会同意，北大受难者的名字是低人一等不需纪念的，是可以被水洗般地遗忘的。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毛泽东像。（网络图片）进入看守所的第一项程序是要填写一张登记表。在表的右上方有个栏目：所犯罪行。我填写了思想犯三字，意思是想申明思想无罪。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但狱吏看了竟然没说什么。以后的几年里，年年都要像汽车年检一样填写这个表，我都这样填，他们也都默认...
拯救了中共高官、为中共医疗做出如此大的贡献的“红色医生”傅连暲和金茂岳的遭遇，再一次告诉我们，毛和中共不仅对高官、普通人可以痛下杀手，处理起对其有恩之人，也毫不留情，而主要原因或与他们知晓太多中共高层的秘密有关。毛后来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据称被暗杀也是源于此。一个个血淋淋的教训，该让被中共欺骗的国人省思。
中国人民大学也是文革的重灾区。疯狂迫害的恶浪不但吞没了许多校系领导干部和知名知识分子，还殃及了普通教师和他们的亲属。我的俄语老师阚玉瑶，1966年9月7日在宿舍上吊自杀，那天正是周恩来在人民大学召开红卫兵大会的日子。在那个我哭豺狼笑的血腥日子里，有那么多的人死去了，就像最高指示讲...
惨绝人寰：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头，早被一根尖锐的竹签刺穿成一体，死后由于亲属怕株连而没有及时收尸，当晚遭到一个变态佬割去乳房、阴部的进一步残害；钟海源在枪毙之前被选定为一个高干子弟进行肾移植的理想肾源（年轻女性的肾最理想），因此受到了更加惨无人道的处理：活体取肾。钟海源先受到给牛马注射用的大金属针筒的三次强力注射进口药物，保持肾的特殊活性，以后枪手开枪打其右背，然后遭到活体取肾。[2] 1970年被活体取肾的反革命分子黎莲姑娘，与反革命分子钟海源被活体取肾大同小异。
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抓，中共内斗被指公开化。与此同时，张又侠的老上级、原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去世，舆论质疑是否与张落马有关。终年86岁。蔡慎坤分析，“廖锡龙选在如此特别的时刻去世，中共还想继续隐瞒张又侠被抓的消息恐怕不太可能了。” 廖锡龙因迫害法轮功被追查。在担任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期间，正是军队以总后勤部为核心的军事化器官活摘器官的高峰时期。原成都军区司令员廖锡龙由于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不遗余力，2002年被提升为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长。还伙同成都军区情报处秘密编造假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