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是在疫情期间，为了防止出现倒闭裁员潮，政府透过按揭保险公司提供“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的八成及九成信贷担保产品。不幸地，疫后经济复常不似预期，中小企生意不景，影响资金周转，担保计划的坏账率创新高。去年底两项产品的累计坏账率分别增至4.09%及1.76%，后者更是九成信贷产品推出四年多以来的历史高位。

香港官员收到“最高指示”，自然不敢怠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率先表态，指出今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首要任务，这将为香港的创科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环境，未来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例如新材料、生命科学等；以及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研发应用。

我一直有跟进香港出口及货柜码头竞争力新闻，过去亦多次撰文引述本港贸易数据及港口码头吞吐量变化，证实香港港口竞争力不单远逊对手新加坡，甚至已被内地多个大型港口所抛离。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正是引述物流数据分析公司Sea-Intelligence报告，指主要航运公司由于想提高准时交货率，正在将托运的货物从香港转至其他更新、更大的港口，更加把香港从转口港名单中剔除。

早前有本地传媒报道，新界区一间大型超市决定今年7月将不再续约，现时全店已不再向供应商入货；另有一间大型超市集团，亦由去年的100间分店，有可能逐步减至22间，相信陆续有零售商将调整业务，甚至如大昌行一样结束门市业务。

中央对23条立法后有高度信心，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更形容香港人要有“零起点”思维。但在今天的香港几乎已经与西方社会完全割席，过去“食四方饭”的超级联系人角色不复在，这又是否“归零”？这对特区官员来说又成了另一难题：23条立法后一切政治障碍已全面扫平，要交出一分“香港复常”的成绩表，已不能归咎“乱港势力”，恐怕这才是他们真正考验的开始。

财库局局长许正宇在反驳“香港玩完论”时，提出期望社会在讨论香港的定位时，要专注于事实，这也正是我对这个“金融唱好”队伍提出的要求。现在港府对外界的负面评论，往往只懂归因地缘政治等外部因素，却从不检讨自身问题，每次听到别人批评香港，就立即“战狼”上身、义愤填膺斥责一番，但这不会改变任何事实，只会令外资更害怕投入到香港市场。

有法律学者以严刑峻法形容23条罪行所订罚则，包括定罪本身已不明确及含糊，不符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而现时的拟议罚则亦不成比例地严，例如管有煽动罪行加至现行刑罚的三倍，是不成比例地严苛，会震慑香港境内外人士，为香港竖起一道更强的防火墙。或许正如前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罗奇指出，今天的香港已没有政治回旋空间去选择走自己的道路。

面对庞大供应来临，目前政府撤辣恐怕只是“杯水车薪”，楼市在短期出现小阳春后，估计发展商为求去货减债，相信擘价潮会持续，令楼市再度面对寒冬。有说今次财政预算案全面撤辣，是政府走“回头路”，重新向地产霸权倾斜。我对此说法只是认同一半，原因是陈茂波目前已经无路可拣，唯有将库房及香港前途全部依赖地产市场复苏。但发展商是否可以重夺过去的“地产霸权”，我有一定保留。

香港入境事务处的数据则显示，自去年2月取消所有与疫情相关的旅行限制后，香港居民去年北上旅行超过5,000万人次。虽然这一数字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但与之前大量港人北上商务/做生意的模式不同，这一波的香港居民很多就是专程“使钱”，这种庞大的消费能力帮助提升了深圳的零售额，2023年深圳的零售额增长7.8%，跻身当年零售额增幅最大的内地城市之列。

去年十一黄金周45岁以下访澳旅客占整体逾半，这与澳门早年要求赌企要发展博彩以外的娱乐业，令当地有颇多演艺场地，让很多天王天后有很多档期可发挥，甚至发展出“演唱会经济”，自从去年初恢复通关，澳门举办的大型演艺及文旅活动都高冠邻近地区榜首，香港不少艺人皆到澳门掘金，吸引不少年青旅客，很多香港人甚至会到澳门看演唱会。相反，在疫情期间的三年，香港所有精力都用于加强国安及政治控制，但其他经济发展就变成一潭死水，特别是对旅游业缺乏较长期规划，旅游配套缺乏，熟口熟面的景点不是迪士尼就是海洋公园，这值得旅客一再游玩吗？

今年来中国股市的投资者经历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日子。事实上过去一个月，内地金融市场已步入“三日一小招、五日一大招”的全民救市行动，中央不断出招维稳股市，由人行突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放宽房企融资，又表明央企要“市值管理”，到通过中央汇金公司等国家队具体增援，甚至传闻要设立二万亿人民币的平准基金救市，但作用往往是“昙花一现”，股市短期提振后很快又打回原形。

中央以及特区政府一直想将“新．香港”打造成仿效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政权，在政治上透过改造选举制度、立法及法庭审判，将个人自由及人权剥夺；但同时希望以普通法原则，在金融及商业上有法治原则的独立制度以挽留商界。不过在廿三条立法后，基于条文引入的国家秘密涵盖了商业及经济，甚至部分罪行放弃普通法原则，这已经直接影响了商界，情况就如内地去年修订《反间谍法》，就引发大量外资尽职调查公司员工被拘捕，如果香港一意孤行，只会令外资尽快撤离，加速“孤岛化”。

香港外汇基金总资产，由2022年初的4.66万亿港元，一直辗转下跌，到去年十一月已降至不足四万亿水平，减幅多达近7000亿元，主要原因当然是银行体系结余期间因为资金外流大幅减少逾四千亿，而外汇基金投资在2022年录得破纪录的逾二千亿元亏损，亦令外汇基金总规模有所下跌。如果今天真的要求金管局履行“政治任务”，将外汇基金投入到港股“救市”，恐怕最终只会是得不偿失，届时不单港股、甚至连港元联系汇率以至整个金融市场都会随之陪葬。

内地网民戏谑香港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迅即成“潮语”。财金官员对这个形容词感到不服气，并特意反驳，甚至说是“得啖笑”。我真心希望日后财金官员可以开诚布公，“放下身段”向社会向市民交待的是眼下看到的困局，再集思广益去寻求解决方法，而非只懂向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语言伪术，这既骗不到市民、甚至“阿爷”亦很清楚看在眼里。

今天的特区政府尤如国泰一样，只是不断盲目唱好自己利好的故事，却不愿正视已经出现迫在眉睫的危机，甚至向提出警告或谏言的人作出恐吓或威胁，结果整个机构/社会变成只得一种处处赞好的声音，结果当危机杀到埋身，到时才醒觉已经变得太迟，迎来只是无可挽回的灾难。

至2002年，政府推出“孙九招”阻止楼市跌市，其中最重手一招正是全面暂停定期卖地和勾地。及至2004勾地表机制“单轨复行”，全面取代定期卖地，由发展商主导土地供应。不过随着经济复苏以及内地居民大手扫入本地物业，政府于2010年实施勾地和“不定期”卖地的双轨制，回应市场需求，其中主动卖地的方式以招标为主。但其后两年楼市愈趋炽热，政府终于宣布取消勾地制度，恢复定期卖地，“重夺”供应主导权。

据智库国际金融研究所称，中国股票和债券已连续五个季度出现跨境资金外流，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记录。面对外资持续撤出，股市债市跌市年年，中央不是没有尝试救市，包括由中央汇金出手买内银股托市、人行大力放水、甚至减股票印花税，但成效甚微。

值得留意是，周凯旋没有透露李嘉诚为何会在2021年就有看淡经济会“一落千丈”的原因，是因为地缘政治？是因为美国联储局开始启动四十年来最快加息周期？还是已经看到香港已变成“金融中心遗址”？恐怕是全部因素超人都有考虑在内，当然具体原因大家是“心中有数”。

尽管“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岌岌可危，但官员显然没有危机意识，甚至不改“事事国安”的处理手法。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就表明，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将使全球企业更放心在港投资，形容全球投资者都寻求稳定及可预计的投资环境，相信特区政府将于明年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并把方案与《港区国安法》连系起来，将使全球的企业和人才对香港更有信心，可以更放心在港投资、营商、工作及生活。

过去鲜有见到发展局局长会单独访京，甯汉豪的前任包括陈茂波及现任财政司副司长的黄纬纶，最多只会是陪同其他官员集体访京，单独见港澳办更是非常罕见。到底今次会面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更重要是在“二次回归”的香港，一切权力及商界利益已经有迹象重新分配，过去作为“呼风唤雨”、占领香港经济命脉的“地产霸权”，会否失去过去的“垄断”优势，甚至要在经济疲弱、库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为国家、为香港”作出更大贡献，达成习近平个人吹捧的“共同富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