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陈秀舫18岁，这一年她嫁给了唐山开平乡屈庄村的李印东，按照以后的阶级成分来算，她是贫农，李印东是地主，家中略有薄产，在1949年前李印东还当过保长这样的地方小官，在当时来看，她算是嫁了一个好人家，最少不愁吃不愁穿了，家中事务都由陈秀舫操持，在农忙时也请过短工。日子就这...
刚到大围山就有人告诉我们，那个每天赶着一头牛优哉游哉，别的啥农活也不会的人是个四类分子。此人约摸60多岁，刮瘦，勾着背，低着头，耸着肩，衣服穿在身上好像挂在衣架上，空荡荡的。四类分子言语不多，偶与人言，沙哑着喉咙，细声细气，脸上挂着笑容，和颜悦色，从来也不与别人较真，好像生来就没...
无论乡亲们怎样向驻队干部求情，说邓叔其实不是敌人，而是世代贫农，只不过是喜欢开玩笑而矣，不可能是隐藏的反革命，都统统没用，第二天县公安局就开来了吉普车，把邓叔带走了。还顺便把村里的几个老地主也一同带走了，说是同伙。邓叔在牢里只坐了两个月，天天被提审，见他实在说不出个所以然，把他放回来了，而反革命的帽子还戴着。
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我们队里一些年纪较大的人。他们告诉我：“咱们队的人都不坏，不欺负地主富农；别的队都穷得很，坏得很，把地主富农往死里欺负呢。”我们的队干部关国栋甚至说：“那些贫下中农代表都是八成儿人（即二百五）”,我不解地问：“那么又为啥要选二百五当贫下中农代表呢？”关国栋说：“嗨，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吗？犁地要用爬山虎，搞运动整人要用二百五。”
不久我与晓玉结婚。虽然两家离得不太远，为了遵守对妻兄的承诺，平日我们是不串门的。他的三个孩子出生，我和晓玉都是晚间去看望。两家的孩子也从来不来往。有一次，路上一个童音在背后喊“姑父”。我回头一看，见一棵大树背后露出了半张小圆脸。我一注视他，他就又羞怯地缩了回去。 我赶忙走过去，蹲下身拉起他的小手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他抬手指着对面的院子。通过矮墙，我看到开着的窗扇里，有位老妪在向我招手。我抱起孩子进了院子。进屋后才发现，这不是嫂子的老祖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