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抓权的套路：以加强党的领导深化改革为名，把国家机器的所有权力资源（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军队）先集中到虚化的”党中央“手里，再把党中央与自己划等号，从而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香港百业萧条，相信已经成为众人不得不承认的事实，香港商场商铺十室九空，甚至铜锣湾糖街有商场，铺位居然以八万港元成交，以往这是十分不可思议的事。当然，习近平和李家超乱搞经济是也是公认，李家超政府甚至过去半年不断制造笑话，由美斯来港争议，到最近出现所谓的空心阿拉伯王子——连打算来港成立家族办公室的所谓王子是否真的王子都未搞清楚，看来这个政府完全缺乏基本执行经济政策的能力。

蔡慎坤说，虽然短期内看不到彭丽媛进入政治局出任重要职务的迹象，但出生山东的她在人事上或许已有了荐举权，这和很多山东籍官员的任命或受重用有关。彭丽媛私访、调研的同时也在对官员进行接触、考察，而山东派自毛泽东、邓小平乃至胡锦涛时代都以忠诚著称。

《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272页比较《杀劫》2023年最新修订版与之前两版（2006年初版、2016年纪念版），就我父亲在西藏文革期间拍摄的照片所做的说明，我打算选择其中补充与更改较多的图文，编辑成多篇帖子发表于自由亚洲特约评论专栏，为的是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并不久远却仿佛淡忘的...

赖清德当选以来，中共表现极其平静，与蔡英文当选时和佩洛西访台时的反应截然不同，这样的平静表面看是好事，但回顾历史作为对比的话，其实显得十分不正常。从金门的动作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520赖清德就职典礼前，中方很可能会有大动作，现在的一系列海上摩擦，恐怕只是大动作的热身准备，台湾应该做好思想准备。

台、港两地的变化，不止反映于移民、出版、人权等大方面，有时也可见微知著。例如小小一个“龙”字。今年是龙年，香港和台湾也曾是“四小龙”，所以两地都是dragon。可是，今年年初中共突然下令英文的dragon要改成loong。尽管出现了loong是㶶、loan、聋等笑话，香港作为中共辖地，不能不跟从，连公营团体都要将龙年写成Year of the Loong。

过去一两年，香港股市减值近半，至今低迷不起，经济复苏亦欠缺推动力，除了移民者众，不少跨国公司不是迁离香港，调走员工，就是缩减规模。以日资为例，在新加坡投资增加三成，在香港则不升反降，但经济下行无碍北京进一步收紧香港政策，正如《华盛顿邮报》指出，反映香港正仿效中国模式改造自己，施政以政治挂帅，偏重国家安全多于自由开放、经济繁荣。一个政府不怕经济搞烂，也要加强国安立法、严防民间活动，外商今日无法改变它的决心，谁有信心日后有好日子过吗？

人生来有别，人性中的善恶比例也有别，但像那三个小凶手的恶毒比值，如此之超标，全日蚀般吞噬了良善，不能不让我震惊、惊恐。难道真应了我老迷信外婆在文革中对打人抄家的红卫兵的感叹：“有的孩子就是偷生鬼，来人间是讨债的。”但这三个来人间讨了血债命债的偷生鬼到底是为了什么“鬼性”发作？

近三年以来，中国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最剧烈的产业结构变动，从世纪之交就成为中国经济龙头产业的房地产业，因市场过度饱和而难以为继。在继续投入资金（主要是银行贷款）维持泡沫与让泡沫慢慢瘪下去另觅经济发展之途二者之间，习近平咬牙选择了后者。

当年苏联的“铁幕”围墙最终是如何破口的？原因之一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放弃了冷战；另一个原因则纯属偶然，东德共产党当局一时口误，开放了柏林墙，马上东德人就冲到西德去狂欢，东德便垮了，然后其他东欧的红色政权也垮了。铁幕救得了共产党政权一时，却救不了共产党政权长久，这就是历史事实。

中央对23条立法后有高度信心，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更形容香港人要有“零起点”思维。但在今天的香港几乎已经与西方社会完全割席，过去“食四方饭”的超级联系人角色不复在，这又是否“归零”？这对特区官员来说又成了另一难题：23条立法后一切政治障碍已全面扫平，要交出一分“香港复常”的成绩表，已不能归咎“乱港势力”，恐怕这才是他们真正考验的开始。

十年前开拍的“十年”当中关于《国安法》及二十三条预告都已经成真的，直到该片拿到2016香港金像奖最佳电影时，大家或许都不愿相信短短几年内就出现《国安法》，而现在十年不到就有二十三条。其实习近平上台后，整个格局就不同了，习总书记要的是台湾，但香港“反华势力”若不被肃清，他就不可能将全力放在所谓“解决台湾问题”上。如今十年香港就彻底沦陷了，台湾十年后会是如何？

我刚到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任教时，每次自治区领导来视察，只要是维吾尔领导，我会被派去接待。当时，大多数维吾尔领导会要求饮食安排在宾馆清真餐厅，但偶尔也有几个所谓‘识时务’的维吾尔领导不拒绝汉餐，但我拒绝吃汉餐；这不仅让自治区领导不舒服，也令校领导尴尬，再往后，学校也不再要求我接待自治区领导吃饭。

3月23日，向莉、石孟兰（法轮功学员家属）拿到了唐吉田律师的拘留通知书，上面写着人被关在七星拘留所。于是公民们和律师们开始在七星拘留所门前蹲守、捍卫律师会见权。在拘留所门口8天8夜的抗议中，律师和公民齐心协力做各种抗议活动，包括朗读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拘留所条例》、举牌捍卫律师会见权、拍烛光抗议照片，呼喊律师名字等等活动。

2014年３月，唐吉田、江天勇、张俊杰、王成四名人权律师，到黑龙江建三江市一个农场，要求当局释放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和上访人士编者按：2014年3月，黑龙江建三江当局把一批法轮功学员关押在当地一个农场。3月20号，多名人权律师赶往营救反被当局拘留，并遭到酷刑。这一事件在外界引起...

已故民运人士陈子明曾借用日本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统制派”和“皇道派”之争，对当代中国的相似意识形态景观作过一段精辟刻画：前者主张调和国内矛盾，实现对党政军民学的“统制”，致力于对外争夺“生存空间”，而另一派则鼓吹“打不过鬼子就杀汉奸”。如是观之，“汉奸”就是莫言，毛星火就是皇道派，胡锡进就是统制派。

第二度的国安立法实施后，中港的公权力制度进一步靠近，亦与民主国家进一步分开。欧美阵营国家一是关注国安法涉及的关键内容如“国家秘密”、“境外干预”等，定义空泛，导致犯禁界线不确定，二是担心当局执法权力过大（如可延长拘留时间、禁止会见指定律师），削弱受查者的应有权利，影响他们的国民在香港的活动范围和法律保障。

本来无人期望香港这个建基国际条约的城市变得如此惹火，但中国一意孤行之下，现时西方对《基本法》廿三条立法的回应，更加像台风登陆前的风平浪静，越强的台风登陆前，陆上的天气会越看来平静，只不过当暴雨带上岸时才做防风措施就会太迟，现时香港局势也是一样。习近平乱搞，一早已经闯下大祸，只差何时风暴登陆。

笔者到访大公文汇网，利用关键字“课本”和“教科书”进行搜索，最新的搜查结果分别是今年1月14日和24日。换言之，亲共媒体与教育局立场一致，对事件尽量冷处理：基本法第137条规定“各类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并享有学术自由”；深圳海关要求撕毁香港本地编订的教科书，不啻为对一国两制的严重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