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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的多例情感故事纪实

——象牙塔内贫富差距显著:大学生受社会分层影响

2006年6月15日,北大未名BBS匿名版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帖子。

“我没有钱,我只有花样的年龄,未加修饰的容貌。我每天穿着朴素的衣服,站在花枝招展的她们中间。我每周都要坐4个小时的公交车,去给那个高傲的小女孩做家教。她有钱,可连水都不想给我喝。我的家庭很穷。我的妈妈每天割猪草,双手满是老茧。我的父亲,风烛残年,可还要在建筑工地打工,为了我可怜的学费。我不期待爱情,我没有衣服,我没有化妆品,我的电脑也是二手的。我恨这个世界……”

此帖涉及的校园分层问题,陆续引来几百人加入讨论。有人说,有富人就会有富学生,有穷人也就会有穷学生。为此这种由社会分层决定的校园分层,正影响着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就业与爱情。

他们相爱了,但冲突慢慢凸显

王强一米八的个子,为人厚道,对他表示好感的女生不少。可他不敢交女朋友,因为他来自农村,家里没钱,平时只能靠做家教维持日常开销。

有一次在公交车上,王强遇到了北京女孩阿娟,简单地聊了几句,双方感到很投缘,慢慢两人就走到了一起。阿娟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的学生,很漂亮。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王强注意到阿娟有一条很典雅的由交叉的“C”字母组成的项链,价值3万多元。后来他了解到,阿娟出身高干家庭。

刚开始,他们一起在食堂吃饭,在荷塘边散步,王强骑车送阿娟回去,一切都和普通的校园爱情一样。可热恋期一过,两人的矛盾就开始出现了。阿娟嫌弃王强吃面喝汤发出声音,嫌弃他吃西餐不熟练。王强和她在一起,也感到花销越来越大,靠兼职挣钱根本不够。

阿娟喜欢去环境好的高档餐厅吃饭。有一次,他们一顿就吃了200多元,当时王强身上只剩一张透支的信用卡。后来,王强和阿娟一起出去,总是装作忘记带钱包。

阿娟生日,王强没钱买项链,只好买了99朵玫瑰给她做生日礼物。当时阿娟的脸色很不好看。她发火说,从小周围人都宠着我,找了个男朋友,却是这种穷酸德行。王强把肺都气炸了,摔花走人。

后来,阿娟给王强打过电话,两人不咸不淡地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分手了。

周亮是南开大学的学生,生在北京,父母是某部委领导。大二时,他遇到了同校来自华东某山区的阿婧。他们相爱了,但冲撞慢慢多了。

周亮爱上阿婧,是因为她身上的品质——勤劳、节约和懂事。大学生恋爱约会,总要花钱。周亮有钱,基本负担了所有费用;周亮有车,能随时出去旅行。有一次,他们去吃韩国料理,一顿就花了将近700元。阿婧有些不开心,因为这是她家差不多两个月的收入。她看不惯周亮花钱大手大脚。周亮却嘲讽她是小农意识。

阿婧打扮很淳朴,周亮为了能把她带出来见哥们儿,领她做美发,带她买衣服。可阿婧并不喜欢。有一次,周亮开玩笑说,你怎么穿也穿不出公主味儿,怎么穿都是丫头样儿。当时,阿婧就哭了,但两人又都舍不得说分手。

阿婧每天都给周亮买饭、洗衣服、打扫寝室,大家看着都觉得周亮找了一个保姆。

有一次,阿婧想办一件事情,凭自己的能力有困难,周亮托关系给她办成了,两人吵了起来。阿婧觉得这是对她的能力的不尊重,而周亮觉得,现在关系最重要,没关系有能力也不行,从小家里就这么教。这次思想上的分歧,导致两人第一次大吵。

周亮觉得阿婧自尊心太强,两人生活和消费习惯都不一样。有些东西,周亮用一次就扔掉,阿婧却舍不得,尽管可能直到过期了还没用过。这样的“小家子气”,让周亮觉得不可思议。连周亮的朋友和阿婧的朋友也没办法融合在一起。用周亮的话说,他的朋友就是一堆吃喝玩乐的大少爷,而阿婧的朋友都是勤劳节俭的乡村小闺女。

相恋仅一年,生活细节上的差异和价值观的不同,使两人最终分了手。

同学容易同住难

江辉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家境不错,每月生活费有2000元。他同宿舍的舍友们有一些是来自中西部贫困地区,家庭条件不好。

江辉和舍友关系开始恶化是因为饮水机问题。江辉提出购买,但其他人认为浪费钱。江辉只好每天都买大瓶矿泉水喝。江辉喜欢清洁的生活环境,每天都把衣服送洗衣房,但舍友们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比如洗澡不勤,不爱打扫卫生。

江辉觉得经济基础是养成良好习惯的保障。他也尝试过和舍友们进行沟通,但每次讲不了几句话,就开始争执。

江辉一般和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同学一起玩,还经常出去打台球、网球。而舍友们基本上没有夜生活。“品位是钱堆出来的,我不怪他们,但我决定下学期换宿舍,待不下去了。”江辉说。

郑娜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她来自东部沿海的一个小康家庭,每月有将近2000元的生活费。宿舍里其他3个人来自中西部地区。刘嘉来自江西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家庭经济状况不好。郑娜和刘嘉是好朋友,但由于家庭背景不同,也会常常发生一些小摩擦。

郑娜不爱跟刘嘉一起买东西。在超市买东西,郑娜懒得看价签,买东西速度很快。刘嘉经常比较同类产品的价格、质量,速度特别慢。有一次,郑娜等得不耐烦,就冲刘嘉说,快一点,行吗?敏感的刘嘉生气了。“其实,我和她关系一直都很好,我们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差距而觉得不自在。但有时矛盾的确存在。我看重质量,可她要买便宜的,我就经常劝说她,劝着劝着就争执起来了。”郑娜说。

郑娜觉得刘嘉特别敏感。有一次,班里有个女生嘲笑一位男生,说那个男生像农民。刘嘉当时就发火了,据理力争,说农民怎么了,农民也是人。后来,刘嘉再也不答理那个女生了。

王维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来自西部小城市的工薪阶层家庭,父母都是食品加工厂的工人,家庭条件一般。王维的舍友有两个是北京人,家庭很富裕。另一个室友是广东人,家里做生意,自己有车。王维发现舍友的手表,不是“西铁城”就是“卡西欧”,而自己只有一块20多元在地摊上买的手表。

清华大学附近的五道口地区,好饭馆特别多。刚开始,他们4人经常一起吃饭。但后来,王维发现如果这样下去,他每月400元的生活费一到月中肯定会花光。再后来,其他3个人要出去吃饭时,他就推说没空,要做作业或者有老乡来。

夏天很热,宿舍允许装空调,4个学生,平均每人要摊1000多元。王维的舍友也想装一台,王维却说,电扇也挺好的。一个室友不屑地说:“没事,我们3个人出钱,就当你是客人。”王维的脸刷地白了,觉得自尊心严重受伤。

不久后,宿舍又要买饮水机,他咬着牙从生活费里挤出100多元。但每个月消耗很多水,水费挺高。一天,一舍友踢足球回来懒得去盥洗室,直接倒矿泉水洗脸。王维觉得太浪费,劝说了几句,舍友就嚷嚷了一句:“我知道你们西部缺水。”王维差点和他打起来。

钱和关系在找工作时格外重要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周通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他在民航某部门找了一份人人都羡慕的工作,月薪6000元。

周通说,他家里是开大公司的,他老爸认识民航系统的直接负责人,拜访几次就搞定了。“有钱,关系网就发达,这点小事不是问题。”

在学校时,周通曾有一辆POLO汽车被人砸过。周通经常给他的女朋友买很贵的衣服和香水,但他觉得因为自己的背景,很难遇到真正的爱情。

邢莉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今年大学毕业。3岁时,她的母亲就去世了。她的父亲常年下地劳作,身上有很多伤病。本来,她的成绩可以保送研究生,但研究生两年要5万元学费,考虑到家境,她决定出去找工作。学文科的出国难,但周围还是有同学自费出国。一位平时学习很一般的女生,就花了50多万元去了英国一个不错的学校留学,这让她心里有些不服气。

找工作时,邢莉也买不起昂贵的职业装,买不起高跟鞋,没钱做精致的简历。有一次,她穿着廉价的高跟鞋去面试,半路鞋跟断了,面试也黄了。一个学期的奔波过去了,她勉强在一个小公司找了份工作。

沈光欣是北京联合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家里开大公司,很有钱。绿色眼影,陶瓷烫发,牛仔短裙,高跟鞋,真皮手包,是她经常的装扮。“大学本来就是父母用钱把我送进来的,现在毕业了,反正找不到工作,他们就花了30多万元给我办了留学。我8月就去加拿大读书,叫什么大学来着?我忘了。反正也是一所破学校,但我这成绩能上哪儿呢?出去混混,等回来好歹也能找个工作。”

由于北京联合大学大部分是北京人,没有宿舍楼,她就租了一套房子,每月2500多元房租,但她还是对生活不怎么满意:“我父母太小气,从小就这样,高中时每个月只给我1500元生活费,过得特艰难。”

沈光欣不是北京户口,很难在北京找到好工作,可她也不想回去给家里的企业干活儿。家里给她找了对象,是当地市领导的儿子,在新西兰留学。“我凭什么把我家的钱给他?我得找个自己喜欢的,穷点也无所谓。”

沈光欣说,她其实很孤独,“我不在乎钱,可别人对我好,不就是为了我的钱吗?”有时候,她觉得穷孩子挺好的,可和她们又玩不到一起。她把自己不要的全新的东西送给同学,可同学们却在背地里说,“她把我们当成垃圾桶了”。(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社会分层影响大学生的人生选择

本报记者 李健 实习生 周凯莉

社会阶层的分化正日益影响着大学校园宁静的生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志英领衔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课题组发现,社会阶层分化对大学生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观产生着深刻影响。

课题组将社会人群划分为9个阶层:工人,农民,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地级以上机关、事业单位等处级以上干部、县乡科级以上干部、军队团级以上干部),教师和科技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

课题组向北京10所高校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发放了3200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887份;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戏曲学院和中央财经大学进行了个别访谈。

家庭出身不同,学习目的也不同

贫困生在毕业时,很大一部分人选择进入社会工作;而来自富裕阶层的孩子,更多考虑的是进一步深造。课题组发现,“自己不能成为富人的孩子,也要使自己的孩子成为富人的孩子”已成为一些贫困生的名言。

在选择工作的标准上,大部分个体户和自由职业家庭的大学生最关注的是兴趣爱好。来自下岗工人家庭的大学生多数关注职业风险度。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大学生更多关注专业对口度。大部分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家庭和自由职业家庭的大学生则更关注社会声望。而农民、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关注的主要是收入问题。

在学习的主要目的上,来自农民家庭的大学生看重的是“接济家庭,报答父母”。大部分下岗职工家庭的大学生则专注于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出身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家庭的大学生中“报效祖国”的比例最高。

对“金钱是人生幸福的决定性因素”的说法,从家庭背景的影响看,“同意”率最高的是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不同意”率最高的是来自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其次是来自农民和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

社会分层带来大学生不同的生活态度

李志英说,社会分层带来大学生不同的生活态度,在贫困大学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大多希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自己家庭的处境。

调查发现,贫困大学生的生活态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消极型。曾有一个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进校后心情郁闷。他还萌发过出家的念头。

第二类是激愤不满型。一些大学生说,现实很不公平,农村家庭如果没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整个家庭就绝望了,没有希望。

第三类是积极融入社会型。他们通过努力拼搏改变自己的命运,得到社会阶层提升。有贫困大学生说,自己的愿望就是通过努力读大学,得到好的社会地位,提升家庭阶层。

富学生和穷学生互相看不惯主要发生在低年级

调查显示,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大多这样评价来自富裕家庭的大学生:“个人生活大方,但自私,高高在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必为金钱而整天奔波忙碌,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生活条件优越,穿着鲜艳,流行。”“上网,购物,乱花钱,生活浪费,学习不努力,高傲自大。”“富裕生追求品牌效应,在吃穿用上较为奢侈,不能对贫困者给以鼓励,反而嘲笑那些为生活奔波打工的同学。”

而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在评价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时,大多使用“自卑”、“孤僻”、“内向”等字眼,认为“他们的终极目的太低,太庸俗化,只是挣钱、报父母恩之类,而没有挖掘自我潜能”。

无论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还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自我评价一般都比较高。如贫困家庭学生大多认为自己“肯学、踏实、勤俭节约”等,而富裕家庭的学生则大多认为自己“乐观开朗”、“活泼向上”等。

调查者认为,这种贫富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在低年级的本科生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自卑情绪也主要在低年级时表现出来。至于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瞧不起贫困学生的情绪,也主要表现在低年级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识的增加,学生会表现得比较理智,或者不过多表露。

大学生消费调查:私营企业主家庭学生花钱最多

本报记者 李健 实习生 周凯莉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课题组调查发现,大学生每月的消费额主要集中在300元至500元、500元至1000元两个水平段上。来自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家庭的大学生,紧随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之后,处于高消费品拥有率的第三位。

调查显示,来自工人、农民和下岗职工等家庭的大学生,消费水平几乎集中在300元至500元。每月消费1000元以上者,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比例最高,其次分别是来自自由职业、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家庭的大学生。每月消费支出3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以来自农民家庭的最多。

课题组认为,消费支出的悬殊,造成了大学生生活方式的不同。从高消费品的拥有和使用来看,手机、电脑、随身听和MP3在学生中的使用已非常普遍,拥有率均在50%以上,手机的拥有率高达91%.数码相机和驾照也正在进入学生群体,拥有量比较小。

无论哪种消费品,拥有比例均呈现出一致趋势,即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处于最顶端,拥有率最高;而来自农民和下岗失业等人员家庭的大学生处于最底端,拥有率最低。来自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家庭的大学生,拥有率则处于中间位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志英认为,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这一社会群体在经济资源占有和权力占有上都无优势可言,但他们子女的消费却显示出相当的优势地位。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虽然向市场体制转化已20多年,但相当程度上仍是政治型社会,政治身份在社会资源分配上还有相当的影响力。

从学生自己付费在饭店吃饭的频率看,每周一次以上比例最高的是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51.3%),其次为来自个体户家庭的被调查者 (32.1%),来自下岗职工家庭(12.7%)和农民家庭(6.4%)的被调查者最低,最高和最低相差了近45个百分点。而在几乎不去饭店的学生中,来自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和农民家庭的学生比例最高,分别为35.3%和27%.

从学生买衣服的标准看,虽然一半以上的学生都选择实用的标准,但是在选择流行和必需的标准上显示了差距。选择“流行”这一标准的来自自由职业家庭的被调查者比例最高,为28.2%;最低的为来自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和农民家庭的被调查者,分别为6.9%和4.3%.选择“必需”标准的以来自农民和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比例最高,分别为58.9% 和35.3%.

课题组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家庭教育的差别。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大学生,往往能受到比较好的家庭教育,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生活问题上能够用比较正确的价值观指导自己。但来自工人、农民和失业人员家庭的大学生在排序中均处于最低,则说明经济的因素在指导学生的生活方式上起着基础性作用。

一个普通教师眼里的校园分层变迁

本报记者 李健 实习生 周凯莉

张世湘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一名教师,和学生打交道已近20年。

1978年,张世湘上大学,那时刚刚恢复高考,班里有拖儿带女的老三届,也有未满20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家庭背景虽然各不相同,但不管来自何种家庭,大家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同学们在友好融洽的气氛里竞争。

20世纪80年代初,大学生里几乎没有独生子女,经济上也不是很宽裕。毕业后就业以分配为主,家庭的关系网络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但分配总体上是公平的。张世湘说,那时大学生的分配,主要是靠自己的学习成绩和综合能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社会阶层差距通过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因素慢慢显现出来。张世湘还记得,那时大学里出现了贵族一派,他们平时追随一切外来时尚,但也能和其他同学玩到一起。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张世湘发现,校园里的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了。她曾经有一个学生,来自山西的一户贫困家庭,周围同学的家境都比她优越。这个学生非常聪明,但性格有些自闭、古怪,有强烈的自卑感,经常在宿舍和其他同学发生矛盾。当别人谈话正酣时,她忽然大吼一声:“我要睡觉,要说话去外边。”她还买了块大布,把自己的床、书柜围起来,每天躲在里面看书,也不愿意和人说话。

张世湘说,校园虽然被誉为象牙塔,但还是无法摆脱社会的影响,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社会阶层的不同,给大学生的生活、就业甚至恋爱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现在,大学校园网的BBS上,经常出现诸如《我的城市女友》、《我放弃了我的农村GG》之类的讨论。很多大学生在交友、择偶问题上,还是喜欢在同阶层寻找,这样造成的家庭阻力会小一些。同时,相似的生活习惯也有利于他们走到一起。张世湘看到过很多因家庭背景差异而分手的大学生情侣。她认为,环境造就人,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后天努力对一个人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

教育应给每个人公平奋斗的机会

本报记者 李健 实习生 周凯莉

“大学应该做榜样:不盖贵族楼,实行标准化教育,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一视同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学教育应强调平等公平,淡化等级观念,维护贫困、弱势群体的自尊心。

夏学銮说,社会阶层流动是一个良性的实现社会结构变化、打破固有等级的正常渠道。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打破、改变,才能使整个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他认为,中国目前社会阶层分化日渐明显,缩小低收入阶层群体,扩大中产阶层比例,限制高收入阶层,非常有必要。当中产阶层成为社会最强大的中坚力量时,整个社会的发展才能算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他说,社会需要为底层的后代往上流动创造平等机会。教育是实现流动的重要手段,可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问题。我们的社会应该对所有人都敞开怀抱,给每个人公平奋斗的机会,大学教育也是如此。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赖德胜认为,目前社会阶层分化已是客观事实,与大学生就业问题紧密相关。大学生就业困难往往和所处阶层背景有关。要规范大学生就业市场,单位招聘要公开、透明,底层背景的大学生才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大学生就业的顺利进行,会使中国的阶层流动进入一个良性轨道。”赖德胜说,当有底层背景的大学生也能拥有良好的教育机会和公平的机遇、资源时,他们才会有冲破阶层之间的铁壁,实现自身阶层提升的动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志英建议,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课应得到改进,在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等重要命题以外,还要关注人的心灵。我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是大学生思想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他们还能保持比较健康的心态,与将来有较好的工作和生活前景有关。应该让他们相信,通过个人奋斗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进而带动他们家庭生活状况的改善,这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王笃若 来源:中青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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