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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的风采”之徐良:现在我最怕别人认出我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地期待……”1987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坐在轮椅上的对越战争“一等功臣”徐良深情高歌,一夜之间,这首《血染的风采》红遍大江南北。

20年,几经风雨,现在的徐良过得如何?

一条腿的代价

1985年,西安音乐学院四年级学生徐良,因为一次偶然的慰问演出,意外地开始了军旅生涯。那时候,中越老山战争开始不久,各高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前线慰问演出,徐良被选中。

“部队马上要换防到云南中越前线,我们去演出,我第一次感受到战前的肃杀气氛----团长一声令下,全团2000多名官兵齐刷刷脱掉军帽,全是光头,誓师上战场!”

这是充满理想主义的1985年。还有几个月就大学毕业的徐良想参军了。

经部队和学校的层层审查,徐良终于成为一名军人。入伍第3天,他所在部队开拔到越战前线,接着就是3个月的“战前加强训练”。

“每天1万米。战训的1万米和平时操场上的1万米不一样,跑的全是山地,根本没路。还得背着背包跑,你知道背包里是什么?砖头!一边8块,总共16块。最怕下雨,一块砖就能有3块重。下来抬腿过门槛,腿哆哆嗦嗦就是过不去。别管你多累,第二天摸爬滚打照样1万米。”

按照规定,徐良是大学生直接入伍,专业又是音乐,领导想让他留在团部。他不干,坚决要求上前线。那时候,大学生直接入伍的士兵比较少,徐良是典型。“上前线打过仗,这兵才不算白当。不然我参军就为穿这身军装晃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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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2日,徐良在回家的路上

就这样,大学生徐良上了前线。

1986年5月2日晚----一个让徐良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越军偷袭部队所在阵地的下方哨位。

徐良和几个战士奉命前去支援。正在向下方移动时,敌军开始了对上方哨位的偷袭。徐良和战友们分析,敌军的真正目的很可能是袭击上方哨位,佯攻下方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

徐良卧倒在一道土坎后面。对于下方的三道黑影就是3枪,3名越军全部倒下。

毫无疑问,年轻的徐良高兴得太早了,他以为越军已被全部击毙,站了起来。“上前线几个月了,还没见过越南人,亲手击毙了几个,太激动了,太想看看他们长什么样了。”

越军的枪响了,徐良倒在土坎上。子弹射中的是左腿,没有打中骨头,却射断了股动脉。徐良当年的自述形容那血“不是往外流,而是往外喷!”

醒来后,徐良躺在医院里。事后得知,他那3枪击毙一敌,击伤一敌,负伤的敌兵被战友击毙。整个战斗我军只有他一人受伤。而他之所以能躺在医院里,是战友们轮番抬着才穿过封锁线。

失血过多,拖延时间过长,导致徐良左下肢缺血坏死,不得不截肢。两个半月之内,他接受了9次手术,前后共用血26000毫升,“血管里都是战友的血”。

“腿是连根锯掉的,要是能留个10公分,也能装个假肢。”20年后,看着空荡荡的裤管,徐良比划着,叹了口气,一根接一根地抽起了烟。

突然间一条腿没了,当时的徐良没感觉什么,“战地医院里都是伤兵,缺胳膊少腿、双目失明的多了。傍晚出来晒太阳,拐杖扔了一地。”

直到回到后方,徐良才真正意识到势必被改变的生理和生活。

“母亲得到消息后几乎昏了过去,父亲专门去云南医院陪了一个月。”1987年11月,徐良回到家,没多久,他就住不下去了。“我家住3楼,以前都是我举着70 多斤重的煤气罐上下楼,健步如飞。现在听着老俩口拎着煤气罐上下楼,每走一级楼梯就‘咚’的一声,听着心里难受。”“我能住得下去吗?”

“孩子我几乎没抱过。孩子喊着爸爸扑过来,要是正常人,准是一手就把孩子抱起来了,可我双手拄着杖。”徐良说自己很少带孩子出去玩,都是妻子带着出去的。

不过,20年前,25岁的徐良无法体会到更多。那时,他是“英雄”----负伤不久,新华社对外发布消息,参军大学生徐良英勇负伤;5月19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战地百灵血溅老山”;接着国内各大媒体纷纷报道;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徐良隆重登场。

这一年,《血染的风采:徐良的抉择》和《血染的风采:一等功臣徐良的人生启示录》两本书同时出版;他主演的《血染的风采》开播,他因此获得“中国十佳电视演员”的称号。

荣誉和光环纷至沓来。

一个被社会惯坏的孩子

20年后,徐良说起自己的“一夜成名”,已是淡定从容。

“我是最早的大学生参军者之一,当时整个师乃至整个军只有我一个是自愿要求入伍的大学生,是典型中的典型;再就是中越交战的1980年代,老山前线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再有可能就是我会唱歌,长着一张‘英雄’脸。”说到这,徐良笑了。

上春节联欢晚会,徐良并没觉得什么。有一次,他骑着那辆残疾人摩托路过西单,结果行人纷纷回头:这不是徐良吗!回头一看,自行车都倒了一片。“连公交车上的人都探出了头。”徐良这才意识到,他成了名人。

另一次,徐良打车奔火车站,出租车司机连闯几个红灯,被交警拦下,一问是徐良有急事,警察一路放行。到了火车站,更是让出租车直接开上站台。提起那段“英雄”岁月,徐良很是感慨,“比有特权的人还有特权。”

他说了几组数字:负伤后的一年多内,他做了500多场报告,在人民大会堂就做过4次,最多时一天4场,每场2个小时;每次从外面做报告回来,都有数个记者在家守候;社会各界写给他的信,加在一起有五六万封,很多到现在也还没打开。

徐良说当年的自己“是个被社会惯坏的孩子”,“像个小丑”。

“那时候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任何场合我都生怕人们忽视我的存在;现在,我最怕别人认出我来。如果有年轻人问我的腿怎么啦?一般都回答是车祸撞的。”

波折的生活,留给徐良的是什么呢?“20年前,是遗憾、肉麻;10年前,是幼稚、可笑;5年前,很充实;而现在,我成熟了。”吐了一个烟圈,徐良说。

红极一时的徐良很快遇到烦恼。

1987 年12月18日,上海文化艺术报刊登赵伟昌撰写的《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文章称:当一家新闻单位邀请一位以动人的歌声博得群众尊敬、爱戴的老山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时,这位英模人物开价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尽管报社同志一再解释,鉴于经费等各种因素酌情付给报酬,但他始终没有改口。

文章矛头直逼徐良。

随即,《北京晚报》、《报刊文摘》作了转载,《淄博日报》、《文汇报》、《新观察》及香港《百姓》杂志相继进行讨论。一时间,关于“英雄”索取高价出场费的行为是否恰当的讨论铺天盖地。

1988年1月26日,交涉未果后,他以文章严重失实、名誉受到损害、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为由向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

官司一审、二审,最终,徐良胜诉。但是,“影响已难以挽回”。此后,他几乎不再到外地演出。

1997年7月,和几位朋友到娱乐场所吃饭,徐良在外面打电话,“朋友在里面因为小姐问题和人发生了冲突”,行动不便的徐良便“喊来几个朋友”,想让他们带自己离开。不曾想,这几个朋友也参与了打斗,致对方一人死亡。

徐良参与打架、致人死亡的消息不胫而走。其中一篇文章称:徐良在北京某舞厅与他人发生磨擦,导致激烈争吵,后有动手现象。腿有残疾的徐良一看自己打不过对方,遂叫来几个(据说是徐的熟人),让他们帮助自己。叫来的人于是大打出手,其中一人将对方打成重伤,被殴者最终因为伤势过重死亡……

尽管“自己连骂一句都没有”、法律后来也证明自己没任何过错,但是作为现役军人,他还是被部队关了一年多禁闭,在此期间,和妻子陈燕协议离婚。

“屋内住了三四个战士,门口几十个士兵轮流看守,不知是怕我逃走还是怕我想不开。”徐良说,那段时间,想死的心都有了,在总政治部拘留所“绝食了六天六夜”。

经此一事,徐良彻底进入“霜冻期”,在公开媒体上销声匿迹。但非议并没有停止。

不知何时,网络上流传一篇署名为“北明”的文章。文章开始称:徐良犯的是一级谋杀罪。全班士兵战死之后,他受到班长的监督,临阵脱逃未遂。当他和班长来到悬崖峭壁时,他将班长推下了悬崖,然后逃离战场……班长竟然没死!后来在中越交换战俘时,班长回到了故土……此案得到了公正审理:徐良被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

徐良一脸气愤和无奈:“等我见到这个‘北明’,一定要问问他,我与他无冤无仇,他为何恶毒攻击我,难道就为我唱红了《血染的风采》?”

“网上的谣传要真有一丝一毫是真的,我还能是现役副团级军人吗?还能被评为一等功臣,战友们还能经常相聚?”徐良说他曾想站出来辟谣,但最终还是忍住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这20年怎么写呢?

被部队关禁闭一年多后,徐良常年呆在北京,中间短暂南下过广东,“呆了大半年,不适应,2001年左右又回到北京”。之后,他从事过多种工作:帮人开过夜总会,红火一时,但不到两年倒闭了;到房地产公司给朋友帮忙,却又被人“忽悠”了。

现在,朋友搞钼矿生意,徐良帮点忙,刚开始弄,生意做得如何他没有细讲,只是说干好了,想把小儿子移民到加拿大去----1998年和前妻离婚后,2000 年徐良又结婚并有了孩子。“不干点别的,活不下去啊。”徐良说。他在北京天通苑小区花1000多元租了间房子,并请了位保姆,“算下来每个月没5000元过不下去”。

“我现在每个月3000多元的工资,其中包括全年8900多元的腿钱。参军20多年,住房公积金累积下来也只有8万多,在北京挖个洞都不够!”怕记者不明白“腿钱”的意思,他又特意解释了一下:“就是伤残费,以前每年96元,逐渐涨到目前这个数。”

20年过去了,徐良说那条被锯的腿还是有后遗症。“创面留下许多神经瘤,有时候睡着睡着,就突然疼得跳起来。”

“我生活不规律,经常成夜成夜不睡觉,都在和朋友聊天,朋友特别多。”怕记者误解,他又补充了一句,“不光是以前的战友,各行各业的都有。”

几年前,徐良学会了上网,但也仅限于用Q Q聊天、浏览网页,而且“打字速度特别慢,是‘一指禅’功夫”。

5月的北京,天气并不怎么热,发福的徐良没走几步已经汗水淋漓,看得出,他身子很虚。记者想搀扶他一下,被拒绝了。“我自己能行。”语气里似乎有些不悦,“像男人一样活着”是他的常用语。

他是开着一辆POLO过来的,拐杖放在旁边。POLO是为老婆买的,他以前开过一辆听说是朋友送的宝马。

徐良喜欢车是出了名的。“在老山前线临战训练时,就曾偷开军车溜出去,为此,受过警告处分。负伤后,有一次,又驾车从北京开到甘肃酒泉,后来还曾独自把车从广州开到北京。”

“有一次,我开着一辆没挂牌的车在西安市溜达,被交警查到了:没挂牌你不知道哇?!我打趣:我不把这个当车,当轮椅了。看我是个残疾人,交警最后没法,只得放了。”提起自己的恶作剧,徐良又坏笑了,有些得意。

采访结束,记者送徐良回家。拐杖不断敲击路面,发出清脆、有节奏的声响,5月的北京大街时有美女经过,徐良皱着眉头看了几眼,又低下头继续走路。

“你提出采访我的时候,我就想,这20年我干过什么呢?我都担心你这篇文章该怎么写。”他一脸苦笑,像是问记者,又像是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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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阵脱逃杀人灭口的“血染的风采”----
北明:一份完不成的“军事机密”调查报告

作者:北明

徐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战斗英雄。八十年代越战期间他所在部队所在班全体战士壮烈牺牲,他孤军作战,出生入死,腿部重伤。归国后截肢,遂为永久残疾人,但誉满全军。不久后,他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军民联欢晚会上。“广大中国人民”就是在哪个时候认识他的。他著绿色戎装,挂金质奖章,坐特制轮椅,缺一条腿,不过腰板笔直,目光坚毅;而且他面色白俊,英气中发,看上去神采飞扬。站在他身后的,是双手推著轮椅的温柔美丽的毛阿敏。二人共同高歌一曲,叫做“血染的风采”。这歌是为在越南战场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写的。

毛阿敏是舞台上流彩飞云的歌星,徐良是战争里钢筋铁骨的军人,二人原本不搭搁。那年春节军民联欢晚会的导演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让二人一真一假,扮演一对生死情侣。他们于是举著满脸的庄重,把个“血染的风采”唱得满场煽情。这段表演到后来还不断重播,弄的全世界中国人都会跟著唱那个歌。等到八九六四学生市民求自由而不得,血祭长安街,连香港那块英国殖民地的中国人也借题发挥,唱起了“血染的风采”。至今十多年过去了,每逢八九六四中国的忌日,为了祭奠学生的牺牲,香港都要把“血染的风采”反其道而“唱”之。好象“共和国”这东西没啥原则性,不管谁的血,只要是流了,它都当作是奉献给它的,都要据为己有。一时间,徐良就不仅誉满全军,而且领冠全国了。

这段往事,就向中国电视屏幕上所有人为制造的往事一样,原本已成过眼云烟,不值得重提。但是后来发生的一段真事,使这过眼云烟竟化做漫天暴雪,不仅瞬间冻结煽情的泪痕,而且细细想来,顿觉寒气逼人,冷撤骨髓。然而和春节联欢晚会上那火爆场面不一样的是,这段真实的故事至今没有观众,没有听众和读者。据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早已悉知真相,不过这真相是作为“反面教材”用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同时官兵们还被告知:那是“军事秘密”,不得对外泄露,否则后果自负。

然而秘密还是被泄露了。泄露的秘密在民间不胫而走:徐良是个杀人犯。

他犯的是一级谋杀罪。全班士兵战死之后,他受到班长的监督,临阵脱逃未遂。当他和班长来到一个悬崖峭壁边缘时,他一举将班长推下了悬崖,然后逃离战场。安全抵达后方之前他朝自己腿上开了一枪。归队后编了一套瞎话,瞒过所有生者,“荣”归旧部。作为越战一级战斗英雄,他被“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发现并推上舞台。

不过当他的英雄事迹和他那并不如何的歌声一起传遍大江南北之后不久,徐良突然大难临头了:

他的班长竟然没死!被推下悬崖时,让崖边伸出的树杆七挡八挡,落在一棵树叉上。昏迷过后挣扎一番,被越军俘虏。后来在中越交换战俘时,班长回到了故土。一个偶然的机会,班长发现莺歌燕舞中那大红大紫的徐良竟是当年将他推下悬崖的杀人犯!

班长万不能认可眼前的事实:要不是这小子逃离战场被发现后求饶,班长早就执行战场纪律,一枪把他崩了。留这逃兵一条活路让他将功折罪,他竟心狠手毒,敢置班长于死地!而后还摇身一变,成了奋勇杀敌的战斗英雄!还到处抛头露面,接受掌声鲜花,占尽风头!他背后,他脚下,都是我全班战士的血呀!如若不是全班战死疆场,你徐良岂能活到今天?!若是你战场上死力拼敌,你照样也活不到今天!你当年逃跑,若不是班长俺抓住你这狗熊手下留情,就算你命大不战死,也得认逃认罚认枪毙!你死几回了?这还不算你手上沾著谋杀俺的血呢!所以说,你小子在回来欺世盗名之前就已经罪该万死了!你没死,缺著条腿苟活著也罢了,你兔崽子竟还恬著脸到处招摇撞骗,当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唱什么“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你们血染的风采,共和国的土地上有你们付出的爱”!你还弄个漂亮妞跟你一齐风光,为你推轮椅,对你含情脉脉,跟你一起唱“如果是这样”,她“不悲哀”!五马分尸千刀万剐你这乌龟王八蛋你都他妈死有余蛊!

班长大怒。一举告了徐良。班长本是越战俘虏,不知道咱解放军是不是和朝鲜真正时期一样,还是拿战俘不当人,更不当战斗英雄。不过这次谁都得承认:一个解放军战俘控告了一个解放军英雄。

中央军委显然觉得这案子只要不公开,就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声誉无大碍。遂将这起军事案件及其相关的一切定为军事机密。

此案得到了公正审理:徐良被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他目前正在某个秘密地点服刑。神不知,鬼不觉,人不晓。

徐良自从戎装上阵,他的生命驳船就在风啸浪涌的海上颠簸摇摆,没个准头。及至班长“复活”将他送上军事法庭,他的驳船才沿著军事机密的航标,驶过让他心惊胆战的黑色审判海域,最后终于拉起终生监禁的风帆,一头扎进劳改港湾。抛锚之后,尘埃落定,从此一片阴霾,无捱痛苦,生不如死。

回想起来,人们能够记得的是他那张当初看上去阴沉忧郁苍白的脸,在舞台上,在灯光里。而且轮椅上他似乎没有显示丝毫轻松快意,好象心里承载不了太多秘密和阴谋,随时准备接受来日的审判。

尚未盖棺,已成千古。制造新闻,遮盖真相。这是我们这个国度资讯的特征。在重重禁令封锁之下,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位已成绝密的人物,无法知道在弄假成真的鲜花掌声中,徐良如何突然间承受“班长活著回来”这枚重磅炸弹;也不知道他继而如何接受了“班长诉诸法律”,控告他故意谋杀、临阵脱逃、谎报军情、欺骗舆论的事实;更无法了解当庭宣判那一瞬间他的感受。但可以肯定:这样的结局绝不是他的初衷。

徐良不想死。

不过,其实,世间凡生命几乎没有不贪生怕死的。徐良的困难在于,他不期然走到了不杀自己人,必被敌人杀的境地。求生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不惜为此杀自己人。他原本是陕西音乐学院的声乐学生。他认定自己的生活跟无数城市青年一样,应当在和平、灿烂、甚至浪漫中度过:白天艰苦砥力自己的声乐技巧;黄昏让女朋友的纤纤玉臂挽著自己的臂膀,临著夕阳送她回家,在门口吻下一个永不变心的誓言;周末和友人泛舟湖上或出入国家剧院;假日和父母兄妹团聚家中,享受天伦。

他声乐专业课成绩平平,艺术上造诣不大;鬼使神差当了兵哥哥,也不算出格。八十年代,咱们中国女孩正喜欢男人“男”出个样子来。诺大国土百万军人,参加越战的军队虽然有二十二万之多,可也仍然是百万军队的少数,怎么居然其中就有他!问题是他和他的战友们不一样。他们大多来自穷乡僻壤,说不了普通话,认不得繁体字,连简体也认不多,对生活没有疑问,对未来没有超出五年的幻想,对上级命令不问为什么,读报纸完全没有八股感觉。他告别钢琴、音乐、西洋歌剧,从高校出来与他们为伍已经不可思议,还要跟他们一起上前线打仗!为了一个他不以为然的崇高理由去牺牲!

徐良接到命令起就惶惶然。战争真的成了他生活的内容!开赴战场前他每天脑子里只莹绕著一个问题:真的去打仗送死?我怎么落到了这般田地?!上前线后他人在阵地,拒绝战斗。看见倒在身边血肉横飞的战友尸体,他从自己湿漉漉的裤档中感到一种绝望的恐惧。这恐惧一再萎缩他的战斗力,坚定他的脱逃意志,一直到他悄然临阵奔逃被班长抓回。

全班都死光了,只剩班长和他。班长执行上级意志,命令他只能战死疆场。可是不脱逃,他就没有生存的机会。也就是说,只要班长在,他就没有活著回到后方的可能。这残酷的逻辑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出现在他的脑子,杀掉班长的念头也是这样浸透他的大脑皮层的。

据说,法庭上下,徐良对自己作案动机的陈述翻来覆去只有一个:他不想死。徐良回到后方后谎报军情的动机不用调查也很清楚:不如此,不能信服于人,不能保证自己活下来。他说:他根本不想撒谎,更不想当战斗英雄,也不想上台去演唱,不想接受虚假的鲜花和掌声,不想欺骗观众,赚那些廉价的眼泪。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向芸芸众生那样生活。

常识在于:正常情况下的人用不著去杀别人就可以活下来。是谁让徐良面临了那样一种残酷的生存境地?要么自己死,死无葬身之地;要么谋杀别人,欺骗舆论?徐良逃了战死疆场的命运,就得终生服刑?怎么人生的选择突然就变成了只能选择如何死,而不能选择如何生?

更进一步,越战果然不能避免吗?真如所宣传的那样是“自卫反击战”吗?还是为了支撑被越南颠覆的柬埔寨的政局、为了跟越南背后的支持者苏联一争雌雄?这场仗打的是政治还是领土?如果象中国当局宣传的那样,边境危机、区域和平危机已经十分紧迫,为什么中国军队打响战争后,远近的日本和美国仍然吃惊不已?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一个柬埔寨一个国家支持这场战争?如此边境冲突、如此严重威胁中国主权,为什么邓小平却对美国轻松地说:小老弟不听话,要教训它一下?如果真的不过是“教训一下,”为什么许世友残忍无情地下令把中国边境一个越南省会的大城市,谅山,在几十分钟内,用三百门火炮数万发炮弹彻底轰平,轰得连一间房子也不剩?

徐良固然罪有应得,但如果这仗打得不是保家卫国,而是轻启战端,那么徐良的罪过是否值得同情?

所有这些问题只有留给未来解答了。

作者为记者、作家, 居美国

——原载《观察》

责任编辑: 王笃若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北明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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