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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说明：1954年1月25日反共志愿军战俘抵达台北。 |
第三章 “强迫刺字”的真相
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曾被毛泽东周恩来等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这个罪名后来被中共正式宣告为诬陷。象这样的大型撒谎，本来是很难使１９６０-７０年代的中国人相信的。但是这个罪名经过那时的全国媒体宣传了没几天，中国人民就深信不疑了。那以后的１０年里，如果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反而会被认为是“造谣”。现代谎言的成功并未脱离古老的“三人成市虎”原理。却因为有成千上万的报纸、电台、书籍教材等现代化传播方式的推波助澜，其效果就成千上万倍地显著。关于“大批志愿军战俘被强迫刺字”的谎言，也是这样在中国“深入人心”的。当然，无论古今，任何谎言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民众的不知情。一旦民众有机会恢复知情权时，谎言的基础就要动摇。关于志愿军战俘的种种谎言也是这样。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一些被封锁了半个多世纪的真相。
一、刺字的起始
反共志愿军战俘的刺字，始于１９５１年秋。是战俘们在发觉自己面临被强行遣返命运时采取的自救措施。
反共志愿军战俘们投降或者被俘的动机，主要的是逃亡，还有的就是想投靠联军。中国历代军队相当依赖“招降纳叛”来扩充自己。因此传统的中国军人习惯了倒戈易帜，视反水换山头为“兵家常事”。中共的开国将领中，朱德彭德怀贺龙等都有易帜两次以上的纪录。如朱德的履历，始自清军，继易帜于军阀之间，后转战于国共两边，经Ｎ次变换后才落户于共军。朝鲜战场上大批志愿军官兵本身就有从国民党军被“改造”为解放军的经历。很多志愿军战俘们想当然地以为联军也喜欢招降纳叛。他们满怀“投诚”、“起义”一类的信念来到联军一方。完全没有料到联军居然不收编他们。不仅如此，还打算把他们遣返回去。这使他们感到失望不安。
板门店谈判事关战俘们的命运，营区的战俘们很认真地从广播里听取每一点滴的有关消息。共方谈判代表多次声明断然拒绝自愿遣返原则。营区的共产党组织密切配合宣传“归根到底，战俘从哪里来还得回哪里去。”的决然论点。而联军方面的举棋不定态度则加重了反共战俘的失望与恐慌。被强迫遣返的前景笼罩着他们，他们急于想办法自救。而借助国际舆论传达自己心声几乎是唯一可行的措施。釜山、巨济岛等地的战俘营是相当开放的。各国记者、国际组织、还有些学术机构等经常访问战俘营。两派战俘都利用这种开放性伸张自己的主张。反共志愿军战俘们也想借刺字这种活动发出比较强烈的信号去唤起各国的关注。战俘高文俊先生回忆说：
“顿时发现没有回台的绝对把握！这是实情，但也不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官阶较高的国军军官，老成持重，深谋远虑。他们确实起了骨干和决定性的作用，确信化被动为主动，必须积极争取，一切「操之在我」。与此同时，深怕日久生变，对我们更为不利。为了说服联军坚持「志愿遣俘原则」的立场，我们须有突破性的作法，和缔造新形势的野心。故须鼓动风潮，造成声势，已是全体弟兄奋斗的不二法门。
于是乃有效法岳飞刺字之议，自从聂安云、吴建生等五人开始刺字以后，大家便不约而同的急起直追，瞬间风行起来！所谓「刺字」（又名刺青），即是在手臂、胸前或后背，先用墨水画成图画或书写中英文后，然后用普通「针」，按照字迹或图形，用力把针扎进肉里去。既无消毒，亦末注射麻醉药物，就不用说有多疼了！除少数人有免疫功能外，绝大多数的弟兄，都要承受红肿和发炎的后遗症。还有少数人在刺字处不但发了炎，同时化了脓。所幸战俘营医药设备不错，全没有造成大碍。”
这就是刺字的起始。它是处在前途渺茫且十分无助境况下的战俘们自发的行动。根本没有什么“美军的命令”，“台湾的指示”等等。当然，中共若承认这个事实的话就等于承认它自己不得人心。所以他们一定要用别的说法来解释。共产党总是把背弃自己的人说成“极少数”。如果整个事情暴露在国际场合下，没有办法说成“极少数”时，就改说当事人都是“被迫的”。实事求是说，甄别前战俘营区情况比较混乱。七、八千人关在一起，两派人员混杂争斗。这些争斗有时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酷刑折磨与凶杀的事件并不罕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个别强迫刺字的案例是可能的。但声称“大批”或者“很多人”遭到强迫刺字，则明显违背了事实。只要对营区的基本情况知道略多些，所谓“很多志愿军战俘遭到强迫刺字”的谣言就会不攻而破。
二、拒绝刺字并无困难。
一个使得“强迫战俘刺字”难以成立的事实就是亲共的红色战俘们很容易脱离反共营区。我们知道，搞任何强迫性活动，首先要能够将被强迫的对象牢牢控制住，强迫才有可能实现。假设中国的劳改犯们一不高兴就能卷起铺盖回家去，请问共产党还怎么对犯人进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当年战俘营里红色战俘们可以随时抬脚走人，直奔“小延安”里去。请问反共组织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搞“强迫刺字”？而当年战俘营区里恰恰就是这种情况。联军的管理措施很有利于红色战俘离开反共营区，却不利于反共战俘离开共产党控制的营区。这些事实不但被各国记者报道过，被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观察过，也得到归国志愿军战俘们间接证实。
当年在釜山、巨济岛、济州岛等处采访的记者曾报道过，联军对亲共和反共战俘营的警戒措施是很不同的。由于亲共战俘营区战俘逃跑或者制造骚乱事件的倾向性较大。所以联军对亲共战俘营区的防范也十分严密。亲共营区不但有多层高大铁丝网，周围的沙包堡垒岗楼等工事也特别多。而反共战俘营区的警戒措施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１９５２年５月１６日，合众社记者报道了釜山附近一个关押着一万多名反共战俘的营区的情况。他发现营区周围竟没有联军的岗哨。而营区的铁丝网只有一层，两英尺多（不到一米）高。战俘们穿的都是美军的战斗皮鞋。任何人可以轻易地踩着铁丝网跨出去。该记者问营区司令官说“如果战俘要逃跑你怎么办？”那司令官爽快地回答说：我就站在这里分发糖果给他们送行，祝他们好运。联军知道反共战俘们无意逃跑或搞营区暴动。因此懒得花功夫去看管他们。试问在这样的营区里生活的红色战俘，要离开它能有多大困难？如果他们本人当面向联军监管当局说明愿意回国的意向，当即就会被转去红色阵营。
当然，并非每个反共战俘营都放任到这种程度。然而联军监管当局对反共战俘营区的开放性是处处可见的。红色战俘仍有很多机会可轻松离开反共营区。比如，反共志愿军战俘在营区周围的山坡上开荒种地养牛放羊。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联军并不禁止，也不担心他们逃走。还有，战俘外出劳务的时机会也很好。战俘营关押着十几万人，相当于小县的人口。每天都有大量的生活物资需要搬运仓储分发；营区及其周围的房屋、道路、供水供电和其他设备也需要建设和维修。各营区战俘几乎天天都要外出干劳务。联军对外出劳务战俘的监管很松。而对反共战俘们更是放任。往往不派卫兵跟随。战俘们在外自由活动的空间相当大，有些战俘趁机东遛西逛干自己的事，甚至去嫖妓。
这是真情。拥有十几万青壮男性的战俘营区一度成为韩国最热络的卖淫市场之一。别看战俘们是囚徒，他们手头拥有的“嫖资”还是很可观的。联军基本上比照美军士兵的标准给战俘们发放食品、服装和日用品。比如香烟，每人每天十支，跟美军士兵一样。而香烟、罐头、衣服、鞋帽、洗漱剃须用具等等是战争时期十分紧缺的物资，用作嫖资很合适。有些战俘还用自己收成的庄稼以及牲畜家禽等向当地民众换取了现金。战俘们可观的消费能力吸引了大批妓女来到战俘营周围安营扎寨。韩国警方１９５２年５月的一次扫荡行动就从巨济岛战俘营周围移走７００余名妓女。如果战俘营象中共报纸描绘的那般森严的话，这种“娼盛”现象根本无法出现。
联军当局对两派战俘不同的管理措施，使得战俘难以逃出共产党控制区，却很容易从反共阵营转往共产党阵营。就如同大陆人很难逃往香港，而港人很容易“逃”入大陆一样。联军当局一直致力于隔离两派战俘。因为营区两派战俘混居频频造成冲突伤亡事件，给共产党提供了抹黑联军的宣传借口。联军当局巴不得尽快将两派战俘彻底分离开。任何红色战俘，只要本人向联军当局说明自己的意愿，都会被尽快地送往亲共营区。身处反共战俘营区的红色志愿军战俘想转往“小延安”并没有什么障碍，只看自己有没有意愿而已。战俘营里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共产党宣传的那样红色战俘们被“强行”扣押在反共营区遭受“强迫刺字”，而是许多红色战俘们故意不走，坚持要留在“敌占区”。
三、人民日报瞎编战俘营的情况
中共曾经下功夫去编造战俘营的阴森可怖景象。现在这些粗糙离奇的瞎编已成了关于“强迫志愿军战俘刺字”谎言的有力佐证。人们可以拿着这些文章问中共，如果当初你们不打算蒙人的话，为什么要瞎编这些东西？请看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６日一篇文章对巨济岛战俘营区的描绘：
“这些集中营都设置在空旷地上，周围有六道通有电流的高大铁丝网，铁丝网内外碉堡林立，四周站满了持枪实弹的美国兵，并经常有坦克、装甲车往返巡逻，戒备极其森严。入夜，敌人巨大的探照灯在我方被俘人员住的帐篷上来回照射，血红的曳光弹不时从被俘人员的头上掠过，军用狼犬发出骇人的嚎叫。在铁丝网内还密布着许多敌人的警备队员，我方被俘人员不得随便走动一步。到处都可以听到酷刑下的惨叫和呻吟，每个被俘人员随时都可以被拉出去秘密讯问。恐怖笼罩着这个小岛。”
这位人民日报记者很可能连战俘营的照片也没有见过。所以才能这样地纯靠想象力去编造。反正党重视的是宣传效果，并不在乎事实。该记者白纸黑字写下的这些东西，不但与当年各国记者的采访报道以及照片资料严重不符，也与从战俘营归来的志愿军战俘们的回忆相矛盾。
现在国内关于战俘营情况最详尽的回忆资料集就是《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一书。该书由数十位归国志愿军战俘参加撰写，可能征询汇集了数百战俘的回忆。该书编委会在书的第３页上这样形容战俘营：“战俘营场是用双层带刺铁丝网围成，四周设有岗楼，配以电话、机枪及探照灯，由美国士兵或南朝鲜军人担任固定岗哨或日夜巡逻。”
志愿军战俘见到的是“双层带刺铁丝网”，而人民日报记者给写成了“六道”。且不知该记者从何处得知铁丝网“通有电流”。许多在营区拍摄的照片显示那些铁丝网并非电网。战俘们经常在铁丝网旁边活动，还在上面悬挂各种标语和图片等。归国志愿军战俘提到他们曾利用铁丝网办画展。孙振冠的回忆中提到一些战俘“扑在铁丝网上，含泪眼看着我们”的情景。还有归国志愿军战俘回忆起“叛徒”或者自己人翻爬铁丝，或逃跑或送信的事。如果铁丝网“通有电流”的话，谁敢这样做？当人民日报发表这篇东西的时候，张泽石孙振冠们已经回到共方了。记者恐怕没有和当事人交谈过就下笔写文章。可见那时中共的造假活动怎样地忽略“质量把关”。
还有“军用狼犬”。如此“骇人的嚎叫”，在《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一书中，竟无一人提起过。不知道人民日报记者是从哪里听来的？说起“犬”来，当年战俘营区里还真有不少“犬”。可那是战俘们自己养的“爱犬”。在长期关押的日子里，很多志愿军战俘们闲不住就在营区周围开荒种地，还养起了牲畜家禽和宠物。包括牛、羊、鸡、猪、兔、猫、狗等等。１９５３年９月战俘们移往中立区时，联军当局允许他们带走所有由他们自己饲养的动物。较大的动物因为顾虑中立区无法放养而没有带去。一些小动物，如鸡、猫、狗等却带去了。志愿军１３９师政委贺明，作为志愿军观察员在中立区现场观察战俘入营登记。他看到了许多战俘抱着鸡揣着猫牵着狗的情形。但他后来写书时只写狗，还拐弯抹角地把它们说成“通信狗”。以便给反共战俘们添一点“特务”色彩。而这位人民日报记者的想象力更丰富。他居然看到了战俘们没见到的“军用狼犬”，还身临其境地听到了“骇人的嚎叫”。
至于入夜以后“血红的曳光弹不时从被俘人员的头上掠过”，更属创造性的想象。不知该记者能否解释：美军干什么每天晚上要浪费那么多弹药？“入夜”以后战俘都躺下睡觉了，美军要怎样射击才能使子弹“不时从被俘人员的头上掠过”？
四、反共组织曾鼓励战俘们刺字，并不强迫刺字，更防止假刺字
首先，刺字不是反共战俘营区内的硬性规定或者统一的要求。反共组织曾经鼓励战俘们参加刺字。但战俘们仍然能按照自己想法决定要不要参与刺字的活动。去台湾的那一万四千余反共志愿军战俘，参加刺字者还不到一半。这个数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１９８０年代两岸开放探亲。很多赴台志愿军战俘急于回国探亲，却又顾忌身上的反共刺字会惹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台湾当局进口激光手术设备为他们免费消除刺字。当年负责进行这项手术的台北荣民总院皮肤科负责人向报界说，有资格免费接受这项手术治疗的老兵约七千人。其中包括去台志愿军战俘，也包括１９５０至６０年代驻守金门马祖等外岛的一些国军老兵。扣除后一部分老兵，则赴台的反共志愿军战俘中身有刺字者就少于七千人了。可见当年即便在反共志愿军战俘营区，没有刺字的战俘仍然占多数.。他们选择不参加刺字，并没有什么不利后果。如果反共志愿军战俘营存在每个战俘都要刺字的硬性规定。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而当年国际媒体从营区发出的报道和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也都表明，刺字是基于自愿的活动。
其次，刺字也不是反共组织制服或者逼迫亲共战俘放弃回国志愿的措施。中共宣传当局有一种说法，声称美军当局和反共组织使用暴力在“爱国战俘”们身上刺上反共口号，造成既成事实使得他们不敢回国，从而不得不去台湾云云。这种说法得到一些身上带有刺字的归国志愿军战俘的支持。他们归国后都一口咬定自己身上那些字是被强行刺上去的。不少人还声称曾有被“打昏过去”等情节。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种为党而作的表态从没有多少真实性可言。但我们都清楚，志愿军战俘们回到共产党统治下后，除了这一套以外不可能有别的说法。即便他们敢说出和党的要求不一致的事来，党也不会让他公开发表出来。我们可以从中国人民一夜之间“认清”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真面目”，一夜之间“看透”前苏联老大哥“亡我之心不死”等等政治表态中看出相似性来。不必我多说。
前面已经指出，红色战俘要从反共阵营里逃出去是很容易的。这个情况使得“强迫刺字”难以成功。此外我们还有另一个更直接有力，连中共也难以否认的事实。那就是所有从反共战俘营区出来的共产党组织领导人都没有被刺字。比如赵佐瑞（王芳）、孙振冠、魏林、杜岗、李喜尔等等，都没有被刺字。他们的身份早已暴露。他们通常在被俘后不久就被认出军官身份。如果反共组织真想利用刺字来迫使亲共人员放弃回国意愿的话，这些共军头头必定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批被强迫刺字的受害者。“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是人人都懂的。反共志愿军战俘当然也懂。这些共党领导人都在反共战俘营区呆了很长时间，还曾经因为带头闹事或者秘密串连企图夺权等活动被联军当局隔离关押过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了反共战俘营区。他们的亲共领导者身份在营区是人人皆知的。按理说这些人属于反共组织的“严打重点”。反共组织哪怕先不“强迫”他人，也一定要“强迫”这几个头头就范。把他们都刺成“没脸回国”的样子，树立起“榜样”来“教育”其他的亲共战俘，不就方便多了吗？这些共党组织领导人全都幸免于所谓的“强迫刺字”的事实令人生疑。为什么反共战俘组织一而再再而三地放过这些最需要被“强迫刺字”的对象？难道是反共组织有意照顾“我党”领导，规定了“领导同志免刺”的政策？这当然是开玩笑。真有如此照顾共党领导人的“美蒋特务”话，还不如叫做“共党特务”更合适些。
五、刺字是可信标志和荣誉象征，需要事先得到批准。
共产党领导人在反共战俘营这个“敌占区”里活动了几个月甚至大半年而没有遭到“强迫刺字”。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美蒋特务”的照顾，恰恰是因为他们遭到反共组织的鄙视。是这些共党骨干们在政治上不合格，所以反共战俘组织不允许他们参加刺字。这个事实可能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但它是真的。
是的。刺字是可靠成员的标志，也是一种荣誉象征。“反共抗俄”这几个字，并不是谁想刺就能刺上的。反共战俘组织知道共产党千方百计进行渗透和破坏，故很重视阵营内部的纯洁性和一致性。在刺字兴起之初，反共组织曾经鼓励对战俘们积极参加刺字活动。但是很快就发现有些共党分子也跟着掺和，想利用刺字伪装成反共斗士进行渗透。于是他们采取了防伪打假措施。高文俊先生回忆说：
“不过，最初对剌字之人，偏重了量，并未注意到质的问题。因旨在让大家表态，所以成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以致有少数人真的是「戴孝帽子哭丈人，装模做样」！其后发现中共渗透份子刘林、宋明、王丑则、张历全等人，亦以刺了字后而混入营区。于是改采「担保—审批」方式进行。即在刺字前须经二人担保，再经反共组织认可，否则不准私自进行。有了这一措施，果然使原本忠贞之人而愈加坚定。一人如此，人人如此。终能凝聚万众一心，打出表里一致的反共招牌。”
其他方面的资料也证实了高先生的回忆。芝加哥大学社会组织研究中心当年在战俘营从事组织行为方面课题研究。他们访谈了很多战俘。其中包括反共志愿军战俘组织的领导人。有一位领导人向访谈人员介绍了刺字的审核批准程序。他说他们的组织（反共抗俄同盟，ACFR）在营中分三级：中心总部，支部和小组。一个战俘要加入该组织，须由一人介绍，三人担保的形式提出申请。经过小组成员讨论后交由支部审核，然后再上报营区的中心总部。经总部审核批准后，该战俘就成为正式盟员。到了这时才许可他在臂上刺“反共抗俄”的文字。（A candidate for membership had to have a party member introduce him and three party members to guarantee him. The application first went to the cell, where, if approved, it was forwarded to the branch. Finally, it was sent to the central organization of the ACFR. If a man was approved, he was permitted to tattoo the words “anti-Communist fight Russia” on his arm.）
刺字的战俘们以“铁血盟誓”的观念看待刺字。那几个字或者图案不仅标志了一个可靠的组织成员，也激发着成员们的团队归属精神（esprit de corps）。成员们心中既有舍命奋斗的荣耀，也有不离不弃的信义。由于这样的荣誉感，反共战俘们痛恨一些亲共人员伪装反共姿态，借刺字骗取信任的行径，也痛恨一些宣誓反共参加刺字而后又背弃誓约的人员（他们未必是共党特务，可能因为想家或被共党特务说服而改变主意）。一经发现刺过字的人员背弃承诺，反共战俘们即对他们采取严厉态度。１９５２年４月８日，反共战俘们对这类亲共人员采取了很不人道的报复措施。
六、亲共人员被强迫刮除刺字
１９５２年４月８日联军进行甄别前夕，７２营区有４８位刺过字的战俘公开宣布改变态度要求遣返。顿时激起反共战俘们的愤慨，并导致了强迫他们刮除刺字的报复活动。
那天反共志愿军战俘的行为的确缺乏理智。他们本没有必要在刺字上和这４８人过不去。大家很清楚共产党不会容忍那些刺字。这４８个人自己不刮除的话，共产党也饶不了他们。完全可以留待他们自己去解决那些字。何苦自己出面当恶人？反共战俘们之所以如此激愤，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刺字来之不易。这些人曾经因为刺字宣誓等获取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他们背叛誓言的行动就令其他战俘感到侮辱。于是情绪冲动起来要求他们“把刺字留下”。二是这两天联军反复广播《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声明》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展开甄别的通知》，使得反共战俘们的心情相沉重。而这４８位偏在这个的时刻公开背叛而去，就象在反共战俘的伤口上撒盐。
其三，更令反共战俘们难以容忍的是这些人无必要地激惹众人。他们的行为不是自保，而是挑衅。假如他们想自保想回国，最好的方式是不动声色地等待十几小时。天亮后开始甄别，他们即可经由甄别程序自然转入红色阵营。反共阵营历来不禁止甄别，因此这些人百分之百能成功离开。这样离开是最安全最简便的方法，不吭声什么也不要说就行了。而这些人本来就善于忍耐和隐瞒自己身份。他们已经乔装反共姿态好多个月甚至快一年了，何差再保持十几个钟头？况且联军通知也明确劝告战俘不要将自己的选择公开说出来。但他们却“顶风作案”，故意出头搞煽动号召。这种挑衅对其他战俘的刺激尤其强烈。对他们自己也很危险。
他们这样冒风险，很反常也很不必要。明显地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决定，而是共产党组织强要他们这样做。这样干很容易引发冲突伤亡。他们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假如这些战俘从自身安全利益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绝不可能这样去自找麻烦。但从开城的李克农或者北京的周恩来角度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样干对党的利益极大。因为联军反复广播两份通知的效果刚刚显现，反共战俘们的情绪受到了沉重打击。党急需扩大战果。让中共特务人员出头宣传“哪里来哪里去”，能够进一步打击反共战俘们的信心，从而促成更多战俘回归。至于引发冲突伤亡，也正是共方欢迎的。冲突伤亡正好帮助共方指控“美李蒋法西斯罪行”，也帮助共方从“最可爱的人们众叛亲离”的难堪局面中挽回一点面子。北京与开城一直高度渴望战俘营中伤亡事件的发生。党中央的利益当然压倒战俘营内战俘们身家性命的“局部利益”。营区中共产党除了努力贯彻中央的精神外不可能有其他选择。他们积极促进冲突和伤亡。４月８日晚，当７２营区５０名亲共志愿军战俘公开表明不去台湾的意向时，反共战俘立刻群情激愤，严令其中４８名已经刺字的战俘们自行刮去刺字，否则强迫执行。结果这４８人的刺字全部被刮除。
七、吃人肉事件
第二天，７２战俘营区进一步出现了“吃人肉”事件。这个事件的主要人物是７２营区的军官大队的大队长谭新东（谭兴东）。他搜集了８日晚从亲共战俘身上刮除的表皮，约有一洋瓷饭碗。然后混合了两只牛肉罐头，做了一大碗肉汤，约董仲谦同吃，吃完后才让董知道。
人吃人肉。无疑是恐怖野蛮的行为。但那时谭新东并不这样看。他认为“食其肉寝其皮”反映出他与“共匪”的深仇大恨。不如此无以表达他对“共匪”的义愤。他到台湾后还把此事当作英雄举动主动向报界披露。值得指出的是，当年的反共战俘们为了表达“与共匪不共戴天”的意志时并不避讳使用“恨不得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一类言词。在他们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公开呼吁书中也包含这类言论。在５０多年前，这些言行不仅容易得到意识形态上的敌我仇恨的美化，还能得到中国传统上的“忠即是良”的理念的支持。当年战俘营的刺字活动被当作效法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义举。而岳飞关于“渴饮匈奴血，饥餐胡虏肉”的著名诗句也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英模标准”。人类文明始终在不停进步的。以我们现代人的观念，在评论岳飞的《满江红》时已经无法继续正面地称赞其饮人血，餐人肉的气概了。当然也不会肯定谭新东的“食其肉寝其皮”的“义举”。
谭新东的“食其肉寝其皮”，却让中共宣传当局如获至宝。“敌人的残忍就证明我们的正义”。所以中共要把敌人描绘得越残忍越好。几十年来中共宣传机构不惜笔墨对这个事件进行改编膨胀，使这个其面目皆非，变成了一桩“极其残忍”的“破腹挖心”的滔天大罪恶。
首先，中共宣传机构把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换掉。因为谭新东出身新四军，是中共老党员。“吃人”者具有这个身份显然对中共形象不利。一定不能提。目前国内出版的大部分宣传材料要么称凶手是李大安，要么说是王顺清。反正一样，这两人都不是中共党员出身，给他们加任何罪行都很放手。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去台湾志愿军战俘所回忆的情况判断，１９５２年时李大安已经不在７２营区了。另一些资料显示，李大安有可能早在１９５１年８月就被共产党组织暗杀了。中共宣传机构把大量罪恶加在这个人身上，似乎有种“死无对证”的放心。
其次，把刮去刺字夸大成“连刺几十刀”、割下“大块”肉，直至“破腹挖心”等等，吃人皮肉也改成“用人心包饺子”甚至炒肝烹肾等多种花样。靳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一书里这样描写：“旁边放着七个大盆，里面是割下的人肉。另外两个盆里放着林学甫阳文华的两颗鲜红的心脏”等等，足够把胆小的读者吓晕过去。人民日报上还曾白纸黑字地报道了许多奇异可怕的酷刑：“人类所难于想像的酷刑，像倒悬、串指、火油灌口活活烧死，用蒸笼活活蒸死，沸水煮死等等美国的‘文明’刑法，全部用到那些坚决要求回祖国的人身上了”。真是骇人听闻。“人类所难于想像的”事情，对人民日报记者来说一点都不难。
但“爱国”的志愿军战俘们却不能证实人民日报的发明创造。广大“受害”的亲共战俘在“受害期间”从未向国际组织和媒体揭露以上罪行。他们大概要回到祖国认真学习党报精神以后才能回忆起很多遇难经历。而亲共战俘在战俘营里并不是不敢说话。他们曾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反映过鞋不够穿，要求多发；他们也曾向该组织控诉过美军对营区断水断粮的“罪行”等。他们更喜欢直接向各国记者传达信息。悬挂大幅抗议标语，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是最常用的手段。比如营区有人死了，不管死因如何，他们总要用在铁丝网上悬挂大幅英文标语说：我们的人被美军如何如何虐待屠杀致死，我们要求保障生命安全等等。郭兆林、张合顺等人领导“抗美援朝同盟会”曾将死者的遗体连同大幅抗议标语置于门口的铁丝网边。既不让联军抬走尸体也不许联军卫兵进来。就是要吸引各国记者观看拍照。６０２亲共战俘营的战俘们制作丑化美国和韩国领导人的漫画，有意外挂在铁丝网上让各国记者来拍照。孙振冠、魏林等与美联社常驻巨济岛战俘营记者混得很熟，多次委托他向外界披露消息、向监管当局反映情况等等。有这么多机会这么多渠道，他们就是不肯揭露上述“人类所难于想像的酷刑”，拒不带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和各国记者去看看蒸人的蒸笼和煮人的锅。不知人民日报怎么解释这些？
中共宣传机构还对事件中受难伤亡情况加以任意编造。其夸张能力实在惊人。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６日人民日报报道，仅“甄别大屠杀”这一次事件，“据被俘人员所亲眼看到的统计（当然极不完全）这次惨遭杀死的有九十七人；被割肉的有三百余人；被打成重伤的有三百四十余人；轻伤在千人以上”。人民日报这篇报道发表后仅两个月，归国志愿军战俘们在昌图归管处举行追悼会。会上追悼的所有烈士中，死于“四八甄别”的仅有四人：林学普、阳文华、戚中堂和张振潼。９７变４，这是多大的水分？而且还“当然极不完全”！我不知道追悼会上有没有人拿着两个月前的人民日报问说，党报明明报道那天牺牲９７个人，怎么你们今天才追悼４个。剩下那９３个烈士被你们弄到哪里去了？
中共编造和指控敌人的残忍，并非要杜绝残忍事件的再发生。相反，党的意图是捍卫本党的独家残忍权。谭新东吃人肉时所持的理念在共产党的体系中不但不陌生，恰恰是中共思想体系中备受推崇的部分。这理念就是对政敌要恨要狠，恨到不共戴天，狠到无视道义底线。文革时期中国的广西等地发生了大规模吃人事件。事件的参与者就是在高度仇恨、高度狠毒的革命精神驱使下去吃人的。社员群众以革命的名义吃掉地富反坏，工人阶级以革命的名义吃掉走资派，学生小将以革命的名义吃掉反动校长等等。虽然没有进行全面调查尚不能肯定，但我猜测中国大陆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发生群众性吃人事件的地区。身为华人，要为自己的民族到这么晚还这样大规模地吃人感到耻辱。更要认真反省那一门西洋邪教几十年来对中华文明的深度破坏以及未来对我们民族子孙后代所形成的严重后遗性毒害。
(志愿军战俘系列之二：甄别与反甄别(３)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