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成用：东方是这样红的（二）

(二) 窯洞文化——“黨文化”的延續

成用﹕1970年二月的一天﹐我正在“北大荒”修理地球。突然傳來消息﹐說“紅旗雜誌”要發表重要新聞。我們以為又是毛有“最新指示”﹐就找來了鑼鼓準備遊行慶祝。沒想到廣播裡傳來的不是“指示”﹐卻是“五首革命歷史歌曲”。大家非常納悶﹐但也打心裡高興。

逢時﹕高興什么﹖

成用﹕不用遊行了。

逢時﹕你說的“五首革命歷史歌曲”是不是《畢業歌》﹑《大刀進行曲》等幾個歌﹖

成用﹕對。再加上《抗日戰歌》﹑《工農一家人》和《戰鬥進行曲》。

逢時﹕除了“五首革命歷史歌曲”﹐那會兒還有“五首陝北革命民歌”﹐也流行得轟轟烈烈。

成用﹕那是一年多以後的事。記得是1971年的12月26日﹐人民日報又大張旗鼓地發表了“五首陝北革命民歌”﹐有《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翻身道情》﹑《咱們的領袖毛澤東》﹑《軍民大生產》和《工農齊武裝》等﹐可稱是早先發表的那批“革命歷史歌曲”的姐妹篇。

逢時﹕一會兒“二踢腳”﹐一會兒“姐妹篇”﹐真是禍不單行。

成用﹕用黨的“喉舌”發表歌曲﹐並強行讓全國人民作為“政治任務”來唱﹐這是一件正常社會中的人們無法想象的事情。雖說只是幾隻歌﹐而它對中共來說可非同小可。原始的“五首革命歷史歌曲”產生於以“武裝保衛蘇聯”為口號的“左聯”時期。而“五首陝北革命民歌”則在“中國革命的搖籃”﹐“蘇區” 延安出弧ｏ@然﹐被改頭換面的這些歌曲成了在馬列主義顛覆之下中共“黨文化” 的“家珍”。

逢時﹕另一方面﹐在幾乎一切文學藝術作品都被封殺的文革混亂時期﹐兩次歌曲的發表下達了一個重要的信息﹕文革在文化戰線上的目標﹐就是要糾正一切偏離“革命”的傾向﹐堅持純粹正宗的“黨文化”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中共用歌曲來進行基礎“黨文化”的灌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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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用﹕要說蘇共的“黨文化”對中國的早期影響﹐大概應從“左聯” 談起。“左聯”的全稱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中共的直接領導下於三十年代初期成立。這個時間很重要﹐別忘了﹐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正是在1934年的蘇聯全國作家代表大會上正式提出的。

逢時﹕“左聯”的成立可以說是為馬列主義的文藝思想對中國的顛覆作了組織準備﹐與蘇共成立全國作家協會異曲同工。

成用﹕正因為這樣﹐“左聯”的旗幟具有鮮明的蘇共色彩﹐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的一翼”[1]。自“左聯”成立後﹐僅音樂界的“左聯”分支就有﹐1932年成立的“北平左翼音樂家聯盟”﹐1933年成立的“中蘇音樂學會”﹐ 1934年成立的“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小組”等[2]。

逢時﹕“左聯”從一開始就把列寧所說的“沒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邉印碑斅}旨﹐以宣傳馬列主義為“偉大的啟蒙”﹐連篇累牘地在報刊上宣傳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很多馬列的著作都是在這個階段由“左聯”的作家翻譯成中文。“左聯”的重要領導人周揚甚至在蘇共仍在醞釀討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1933年底就開始在中國傳播這個“主義”[3]。

成用﹕前面說的“五首革命歷史歌曲”基本上出於“左聯”音樂家之筆。你說﹐對“左聯”的音樂活動應如何評價﹖

逢時﹕這是一個複雜的歷史問題。我們過去在中國所聽到的說教是﹐ “左聯”創作的“抗日救亡歌曲”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為以後的 “新中國”音樂奠定了基礎﹐等等。可是我們不能忘記兩個基本事實﹐一﹐文革中發表的“五首革命歷史歌曲”已不是原始的抗日救亡歌曲﹐許多關鍵的歌詞經過 “重新填詞”已被改得面目全非。抗戰時的中國人民根本沒聽過這些“新編歷史歌曲”﹐如何被“鼓舞”﹖二﹐“左聯”成立的最初目的其實與“鼓舞抗戰”無關﹐正如前面所說的﹐是為了傳播馬列主義﹐為了在開辟農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同時﹐由中國共產党在國民党統治區域內“領導文化革命”。[4]

成用﹕容我插一句﹐建立“蘇維埃”政權﹐不就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由中國人成立一個“外國”嗎﹖

逢時﹕確實如此。看來“分裂祖國”的始作俑者其實並不是別人﹐恰恰是中共自己。

成用﹕說起“重新填詞”﹐“五首革命歷史歌曲”中的第一首﹐聶耳與田漢的“畢業歌”是個絕好的例子。原始的歌詞應該是﹐“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亡……”。可1970年重新發表時歌詞卻變為“同學們大家起來﹐奔向那抗戰的前方。聽吧﹐抗爭的號角已吹響﹐看吧﹐戰鬥的紅旗在飄揚。我們跟著共產黨﹐拿起槍……”。

逢時﹕聶耳與田漢當時都是二﹑三十歲的熱血青年﹐這首歌的原曲確實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可其中最大的“疏忽”是沒有突出“黨的領導”。聶耳幸虧死得早﹐要是活到文革﹐大概逃不脫與田漢一起坐牢的命摺?

成用﹕這就是“重新填詞”的全部目的﹐——通過修改“歷史歌曲” 來編造共產黨領導抗戰的謊言。五首歌曲中多處被塞進了“跟著共產黨”“跟著毛主席”的詞句。因此﹐重新發表時作曲者們有幸被保留﹐而作詞者則被“一網打盡”﹐統統代之以“集體重新填詞”或“集體改詞”。

逢時﹕“重新填詞”似乎是“黨文化”歌曲的一大特點﹐連“國歌” 也一度被“重填”。給歷史歌曲“重新填詞”尤其荒唐﹐改了詞的“歷史歌曲”還可稱為“歷史歌曲”嗎﹖

成用﹕可荒唐事卻被當時的“紅旗雜誌”編者按說得讓人目瞪口呆﹕ “……為這些革命歷史歌曲重新填寫和修改歌詞﹐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歌詞從階級觀點出發﹐突出了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突出了毛主席關於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的偉大思想﹐突出了工農群眾的革命作用﹐使歌曲的革命音調得到更好的體現﹐也更切合於當時革命鬥爭歷史的實際情況。”[5]。

逢時﹕黨公開地在黨報上修改歷史﹐以改了詞的“歷史歌曲”歌頌自己﹐可能是中共的一大發明。

成用﹕由此可見﹐中共的“歷史歌曲”是絕不可能真實地反映歷史的﹐否則就無法向中國人民交代。

逢時﹕沒被“重填”過的歷史歌曲對中共來說充滿了隱患﹐一不小心就會露出被歪曲了的歷史真相。一曲“到敵人後方去”從小唱到大﹐光動嘴不動腦子。直到某個早晨一覺醒來方覺不對勁﹕打日本怎麼就只“到敵人後方去”而不上前方呢﹖

成用﹕那是為了實現中共的首要目標﹐擴大地盤﹐建立“紅色根據地”。再說﹐中共所宣傳的“抗戰”歌曲中有哪一首表現了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包括“黃河大合唱”在內﹐唱的全是“游擊健兒”﹑“青紗帳裡”﹑“土炮洋槍”﹑“大刀長矛”等等。難道中國的抗日戰爭僅靠游擊戰就能打贏﹖

逢時﹕表現國軍正面戰場的抗戰歌曲不是沒有﹐黃自創作的“旗正飄飄”就是其中之一﹐但中共幾乎不提。

成用﹕其實由麥新詞曲的“大刀進行曲”原本表現的也是正面戰場的國軍﹐因此必須大作手腳才能發表。此歌原來的副標題是“獻給二十九軍大刀隊”。二十九軍就是國民黨正規軍﹐浴血奮戰在抗戰的前方。副軍長佟麟閣上將1937年於北京南苑戰死在疆場。而我們熟知的“大刀進行曲”中﹐“二十九軍”已不見蹤影。 “二十九軍的弟兄們”改成了“全國愛國的同胞們”﹔“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改成了“前面有工農的子弟兵”﹔“咱們??跑姴皇枪萝姟备某闪恕霸蹅冘娒駡F結勇敢前進”。

逢時﹕有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綱領﹐不可思議的荒謬就變成了無可非議的名正言順。怪不得“紅旗雜誌”編者按把“為歷史歌曲重新填詞”說得那麼理直氣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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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用﹕“左聯”的風風火火﹐基本上是“國統區”裡“蘇共秀才”們的場面。“土包子”毛澤東不太有機會插嘴。隨著毛領導的“工農紅軍”1935年在陝北落腳﹐中共文化活動的中心開始逐漸從“白區”轉向“蘇區”。

逢時﹕也就是從“五首革命歷史歌曲”轉向“五首陝北革命民歌”。

成用﹕這回毛可有了用武之地。如果說“五首革命歷史歌曲” 為的是宣傳“共產黨領導抗戰”﹐那“五首陝北革命民歌”的主題則是“毛主席是咱們的大救星”。這就是為什麼這五首歌本來是“革命文藝工作者”準備1971年向 “黨的五十歲生日獻禮”﹐但中共卻拖著遲遲不發。直到12月26日毛的生日﹐才作為“供品”獻上﹐讓全國人民“歡欣鼓舞”。

逢時﹕還記得當時是怎麼“歡欣鼓舞”的嗎﹖

成用﹕我在北大荒參加“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時﹐器樂合奏“軍民大生產”每次都是“壓軸”戲。有一回大家心血來潮﹐奏最後一段時集體搖頭晃腦﹐左右搖擺。台下掌聲雷動﹐“歡欣鼓舞”﹐可沒想到我們卻因此受到嚴厲的批評。

逢時﹕這叫吃力不討好。

成用﹕領導說我們不嚴肅﹐把“革命民歌”搞得像“爵士樂”“搖擺舞”。

逢時﹕有意思。除非“偷聽敵臺”﹐我很懷疑這位領導是否聽過 “爵士樂”﹐看過“搖擺舞”。

成用﹕言歸正傳﹐這些“陝北革命民歌”出坏慕涍^則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主題。我們可留在下面延安的“新民歌”中再詳談。

逢時﹕可以說﹐延安時期對中共的起死回生至關重要﹐是抗日戰爭給了中共以喘息的機會。毛一站穩腳跟就騰出手來在“延安整風”中清洗了異己﹐鞏固了權力﹐確立了他個人的“絕對權威”。與此同時﹐中共居然有雅興在抗戰烽煙滾滾的1938年成立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

成用﹕這就是我前面說的“二踢腳”。在毀滅人的肉體的同時﹐也要在文化上消滅人的思想和精神。

逢時﹕“魯藝”的成立距蘇共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過四年﹐這四年是否可稱是中共版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問世的準備階段﹖

成用﹕是這樣。毛經過一番盤算﹐決定慎重使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詞語﹐而將其與“無產階級現實主義”或“抗日現實主義”並提。雖然他本人從未說明其中的理由﹐但從毛本人的一貫性格來看大致有兩個原因。一﹐毛決意要和那些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劃清界限。二﹐當時的蘇聯文壇上存在的某些西方傾向令毛不安。儘管如此﹐毛在“魯藝”開學典禮上的講話已把蘇共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了初步闡述。四年後﹐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出哗o明確提出了“我們是主張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系統介紹了蘇共的文藝政策。

逢時﹕大陸人都知道﹐“講話”是中共奪權後所有“文藝工作者” 必須遵循的“指南”﹐被稱為馬列主義的新的“里程碑”。我們不是一貫被灌輸﹐這是毛對馬列主義的新發展﹐是“綱領性的文件”嗎﹖但在了解了蘇共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後再回過頭來看“講話”就知道﹐其中的觀點在列寧﹑斯大林﹑高爾基的學說中到處可見。有些語言﹐如“革命機器的齒輪與螺絲釘”﹐“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等等﹐已很接近蘇共的原話﹐很難找到什麼新鮮的東西。

成用﹕新鮮的也還是有一些﹐我們下面再談。余英時教授曾把中國農民革命稱為一種“邊緣現象”﹐這個說法一針見血。中國的農民革命最初是由一批社會的“邊緣人”折騰起來。毛本人就是個被“邊緣化”的失意的小知識分子。這些人煽動起在農村中的一些“惰民”與游手好閑之徒﹐搞起了這場革命。

逢時﹕據說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邉訑幉靾蟾妗穼嶋H上有不止一個版本﹐在最初發表時毛明確提出了要依靠農村中的地痞流氓。

成用﹕此文首發於中共湖南省委机關報刊物《戰士》時﹐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邉铀?玫降淖钪匾?晒??戳髅サ仄χ?騺頌樯鐣??贄壷?叄瑢崬檗r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再發表時，這段話卻被刪去。

逢時﹕“為社會所唾棄之輩”不正是余英時先生所說的“邊緣人” 嗎？

成用﹕看來中共也很忌諱“邊緣人”這個形像。

逢時﹕正是這樣一批“邊緣人”經過“長征”大難不死﹐輾轉來到了陝北。正逢“北方吹 來十月的風”﹐馬列主義文藝思想傳入中國。至此﹐醞釀一種“邊緣文化”的“理論”與土壤均已具備。

成用﹕生於本土﹐蛻於傳統﹐又得蘇共“黨文化”顛覆人類普世價值的真傳。這一影響了今後中國大半個世紀的文化怪胎便在“寶塔山下﹐延水河畔” 繁衍了起來。我稱之為“窯洞文化”﹐這就是中共“黨文化”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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