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物长期操弄二二八议题，或许可以得到选票，但是这种歪曲历史，挑拨族群的作为，让国民党、外省人背负原罪，更制造出台湾内部长期的纷扰。这种行为非但不道德，如果以先进国家的标准而言，根本是一种犯罪行为。对于这种犯罪行为。政治人物和司法机构如果没有人拿出道德勇气追究他们的罪行，我们以民间舆论的力量，历史角度，揭穿其真面目，可使其无法长期愚弄欺骗百姓。
民进党操弄二二八的手段之一是对二二八的历史作选择性的论述，把二二八事变定调为「国家大屠杀」、「政府杀无辜百姓」、「外省人杀本省人」，结果「菁英付之一炬」。即使民进党以上的论述全部都是事实，国民党对于其所作为已经再三认错，道歉，并且在执政时通过赔偿条例，也有许多人领到赔偿。何况国民党二二八当年的参与者全都已经去世，法律追诉时效已过，法律行为已告一段落，民进党没完没了的闹下去，使我们忍不住要反民进党几个问题。
民进党为什么从来不谴责那些胡乱打杀外省人的暴徒？我们根据资料，可以把参与叛乱杀人的那些暴民细分为下列几种：
1. 台湾光复后许多日军不愿被遣返回日本，这些日军超过十万人[1]。这些隐藏在台湾各地的日军是参与杀人鼓动二二八叛乱的主凶。
2. 跟随日军在华（尤其广东福建一带）以及在南洋返台的日军翻译及特工人员。这些在当时仗著日军狐假虎威作恶多端被台湾人称作「台湾歹狗」的民族败类有数万人之多。
3. 「皇民奉公会」份子：「皇民奉公会」吸收当时台湾社会许多软骨、没有志气的台湾上层人士。这些受日本皇民思想毒素、又担心将来不再享有日军特权的「皇民奉公会」成员积极参与了暴动。
4. 从日本及火烧岛释放回台湾的甲级流氓：众所周知，日本文化是并不排斥流氓的，日本官方跟流氓之间一直有互相依存，互相利用的关系。而这些从日本与火烧岛放回来的流氓是连日本人都无法运用的人渣。
5. 谢雪红为首的少数共产党人。
我们从一些历史资料回顾一下当年打杀无辜外省人的场景，以下是香港《新闻天地》周刊所载《台湾人为的台风》一文的节录：
二二八的内情是，这个偏激的排外行动，转变为看见外省人就打，打得头破血流，直到打死为止，当时台湾人几乎是总动员，各阶层人物都参加，流氓、地痞、青年、学生、失业分子、店员、年老的，都视外省人为敌人，女孩子和老太婆则在旁指点或拍手，这类残忍的行径，使每个人充满恐怖和愤怒！人们说，公务人员因职务关系或许得罪了台胞，但妻子儿女，并无罪过，却亦不能幸免！
「阿山」是台湾同胞对内地人的一个普遍称号，「阿山」们在这一次事变中始终演著一个可怜的角色。因为在事变的几十天时间里最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打「阿山」也。他们考验你是否「阿山」的方法，一是说「台湾话」，二是说「日本话」，三则唱「日本国歌」，有一项考不来，那一定是「阿山」无疑，于是轻则殴辱，重则打死，或者当成「俘虏」集中起来，东西就抢来烧了，最惨的还有把小孩子由两个人拉著头和脚扯死，也有抓著小孩倒举起来撞死的，一个孕妇曾被刺刀刺穿腹部。大凡妇女孩子，只要是「阿山」，都不能幸免，我们是仇敌吗？不然就是「阿山」有罪？
这一次台湾人「二二八」事变，由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开始骚动，到三月二十日恢复秩序止，一共只有两个星期，这是台湾光复以后最大不幸也是最大耻辱的一次事件。这次事变的范围几乎遍及全省，几千人受了伤成百个损失了生命，价值数亿台币的物赀被焚毁了，此外，它还在「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用这次事变中所流的血，造成了一道感情的鸿沟，在建设新台湾的前途上投下了厚厚的一层阴影。
三月一日纷乱状态更加扩大，见到「外省人」就加殴打，许多「外省人」开的商店，甚至于外省人来台公教人员的私宅的东西也被搬去焚毁。
以下节录自戴国辉著《我是怎样走上研究「二二八」之路》，戴国辉系台湾省籍的历史学家，在日本帝国大学执教几十年。
有些流氓模样的青壮年，则仿效日本人头绑白布巾，口骂「支那人」、「清国奴」，不分青红皂白地找出外省人殴打出气，连就读于台北女师附小(现台北市立师院实小)的外省小孩也无法幸免，惨遭拳打脚踢后，还被推入学校前的深沟中。连我也因闽南语不甚灵光，而被迫唱日本国歌，以证明台湾省籍身份。
以下节录自欧阳予倩〈台游杂拾〉，原载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上海《人世间》杂志。
可是在这时候，马路上已经是见著外省人就打，见著穿制服的打得厉害，税吏，狱吏、总务课长之类尤甚。那些从海南岛回去的兵，从福建回去的浪人，行动最为凶暴，女人、小孩子也有遭他们毒手的。暴民愤怒的时候，的确可怕，当时有的医院甚至不敢收容受伤的外省人。
以下节录自雪穆〈我从台湾活著回来〉，原载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上海《文萃丛刊》第二期〈台湾真相〉专题。
有一对衣冠楚楚的年轻男女从这里走过，马上被群众团团围住喊打，这对男女骇得面色惨白，急忙跪下来求饶，这时有两三个十来岁的小孩挤进去，几脚把他们踢翻，群众们就开始拳脚交加、棍棒齐下，一阵乱打起来，起初他俩还在转动挣扎，后来就血肉模糊地倒毙在地上了。
到了基隆港口里，小艇正来往穿梭，在打捞浮在水面的尸首，据说这些尸首都是在黑夜里一样用小艇把活人运到港心投下去的。此时有成群的人站在岸边观看，有的老太婆扶着手杖，年轻的妇人提著裙子--大约她们发现了她们底爱子或丈夫，在那里抢天呼地的嚎哭著，这种景象真是使人胆寒。
以下节录自《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第二章〈事件之暴发与冲突之扩大〉
暴民不仅毁物，也对外省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屈辱殴打，在本町、台北火车站、台北公园、荣町、永乐町、太平町、万华等地，均有不少外省人无端挨打，新竹县长朱文伯与台北市地政局长亦遭羞辱或痛殴。一般认为这是一年半以来的积怨所暴发出来的盲目排斥外省人暴动，于是无助的小公务人员及其来台旅行眷属或经商的外省人成了代罪羔羊，许多耸人听闻的暴行也传出了，据闻有残忍的流氓，在调戏少妇后，将母子一起打死；以日本军刀砍杀孕妇。
这种残暴的行为连他们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于是三月二日「台湾自治争取连盟」告台胞书呼吁「我们必需认清对象，减少无谓牺牲，不分皂白打外省来的中下级公务人员的行动必须停止。」
「台湾民主联盟」是当时重要的反抗团体，他们的公告是本省暴徒打杀外省人的铁证。这类资料唾手可得，民进党是故意视而不见。
我们再看一些资料。
根据三月二十三日的《蓝世报》，大标题是「台湾事变后福州旅台者纷纷逃回；『暴民』割伤耳鼻，剖腹分尸」。
三月十日大公报标题「留台外省人均急求去」。
三月二十六日中央日报「饱历台变惊险，外省人返榕厦，在基隆候轮者数犹逾万人」。
三月二十三日全民报「汕籍公务员逃难归谈台湾事变惨象」。
从上述的资料可以看出来当年在台外省人惊恐的程度。为什么当年在台的外省人会怕到这种程度呢！请看下面的资料；
「二．二八」那天下午，从基隆来台北的火车有一些外省籍的旅客，下车时被暴徒殴打。从高雄来的火车中，有一外省旅客被打九次，过铁桥的时候被丢入河中。在台北火车站附近，有些穿着中山装的公务员被打后，皮包，手表，自来水笔，金戒子等财物都被抢走；有些被抢后在逃跑中再被打死。万华车站有一个穿旗袍的少妇被脱去衣裤强奸，又被迫裸体跳舞。太平町有某公务员之妻怀孕待产，被暴徒剖腹，将胎儿取出掷地。某公务员之小孩被暴徒将双脚倒悬，再向下掷，头破而死，还有些妇孺是被暴徒把双脚拉开裂死的。
【节录自曾可今著《二二八真相》之〈台湾别记〉】
据基隆逃返上海人士说，二月二十八日该地骚乱情形称：「殴打老太婆与军警杀人传到基隆，地方顿形不安，次日台北暴动传来，空气益紧张。当晚数十台人在大世界戏院集结，电影散场，台人检查所有顾客，先以台语(既闽南语)问，『你是哪省人？』听不懂得人马上拳打脚踢，一顿痛殴，听得懂的人，又改以日语盘问，答不出即断定是冒充台民的福建人，打得更重，当场一个福建人被打死。」
【节录自鸿民著《二二八真相》第二章〈二．二八史料举隅〉】
从上述的资料可以看出来当年参与暴动的那些人士如何的无法无天，如何泯灭人性。这些兽行资料堆积如山，民进党视而不见，民进党为何从来没有对这些暴徒的暴行有一语之谴责、对于当年死伤的外省人有过一语之同情，难道这些外省籍的老弱妇孺该死？难道这些外省籍中低级公务员该死？
当年变乱发生后因为暴徒强占电台所以动乱迅速蔓延全台，结果外省人死伤只有一千多人，外省人死伤为什么那么少，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许多善良的本省人保护外省人，使许多外省人逃过一劫。在此我们随便举出几个案例：
这次「二．二八」事变，少数奸党暴徒，企图叛乱，鼓动无知愚民，殴打外省同胞，袭击政府机关，本人(按：新竹县长朱文伯)也是受害者中的一个，因遇本省同胞救护，得以不死，现在向各位报告我受难和脱险的经过，证明台湾同胞多数是善良的可敬的，以及同胞爱的伟大！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我从桃园来台北准备向土地银行和善后救济分署接洽新竹县下农田水利，以及修理学校校舍的贷款和补助费，到了太平町中段就被暴徒群拦住去路，问我是哪里人，我就拿出我的名片给他们看，表示台北任何事故，都和我毫无关系，哪知暴徒们不由分说将我拉下车来，拳棍交加，一面将我的汽车捣殴，我看见情势不佳，无可理喻，立即向商店走避，那知商店竟闭门不纳，在万分危急的当儿，有一义士向我招手，我就在他的掩护下，逃到附近小巷他的朋友家里。这时才知道这位救我的义士姓吴名深潭，他的朋友是林刚朗先生，林的父亲是林木先生是永乐町方圆材木公司的主人。他们因为我被打重伤，但又不便送入医院或请医师治疗，怕被人发现是外省人后，彼此都有危险，只有设法使我安睡，替我购买药物，施行紧急治疗。这时我才听他们说，是因为专卖局查缉私烟杀伤人命，激起暴民乱杀外省人，千万不可外出免得再遭毒手。
第二天戒严，常有枪声，暴民气焰更凶，林宅处在暴乱中心，不很安全，乃乘黑夜，忍痛化妆，走避吴先生本宅藏匿四天。在这期间，暴徒到处搜查，声言凡查到有隐藏外省人的，要烧房产要杀全家，但是吴林两家，无论男女老小不顾身家性命的危险，对我都很亲切同情，招待食宿，非常周到，并且随时外出，探听事态演变的消息，来告诉我，安慰我，吴先生在我被打的那一天，就知道事态一定扩大，桃园和其他县市，都要受累，当晚即派人到桃园去通知我妻子，避到本省人家中，可惜因戒严，当晚未能到达，否则桃园损失还可以减少。
吴先生又因为常在外探听消息不幸在本月三日下午五点钟，被宪兵流弹所中，右手折断两指，左手手掌洞穿，流血很多，但没有丝毫怨言。四日情势转好，五日清晨，吴林两位用汽车护送我到长官公署，安全出险，在我受难期间，无论省内省外，多传我已经遇害死亡，而照当时的情势，如果没有吴深潭先生挺身救护，或是林家也不肯收留，那我的生命一定无法保全。听吴先生说，在我遭难的同时同地，打死的外省人有数十位之多。
吴先生失业很久，家道贫寒，子女六七人，生活很难维持，但是在我藏匿期间，我所知道直接或间接为吴深潭先生救护出险的外省同胞多至十一人。因为他受了伤，出险后我曾经送他疗伤费两万元，那知他坚决不收，并且说我的救你，不是为钱，不是为图报答，而是为的人道，为的同胞爱，你如果给我钱，是轻视我的人格。
像吴先生这样义胆侠肠的人，实在值得敬佩，听说这次事变中，和我同样遭遇的外省人很多，像新竹县政府以及所属各区乡镇的外省籍公务人员，虽然财务损失和受伤的不少，但是截至现在止，还没有接到有死亡的报告，就是因为本地同胞救护得力，这种伟大圣洁的精神，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同胞爱，实在可敬可佩，足见多数台湾同胞是善良可爱的，暴乱份子毕竟是少数，希望今后善良同胞在政府领导之下，亲爱团结，不要再让少数流氓暴徒所劫持操纵，社会安宁，才有保障。
〔节录自《台湾月刊》第六期，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出版〕
二月二十八日，朱文伯因公差到台北途中在太平町遇事做车被暴民拦载下来失去音讯数日。根据《七十回忆》的自述他虽然受到本省人的袭击，但是同时也接受素不相识的本省人保护数日，才由本省籍的司机接他回到长官公署。他本身仅受肌肤之痛，反而是保护他的本省人为他出外打听消息被军警开枪的流弹打断了一根手指头。
〔节录自〈悲剧的发生、经过和见证〉〕
暴民要找「阿山」，我与那上海商人因不谙日语被视破是外省人，因被带到县政府二楼，上海商人的钱被没收，但把他放了，却把我绑起来，后面插著旗子，要带到后面山上杀掉，由六个人押著我。有一位苗栗建台中学老师邱姓者问我：「你不是刘泉芳弟弟？」然后向他们说：「这是老师的弟弟，你们不能杀他。」
〔节录自《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之〈事件中的感人事迹〉刘国文著〕
三月三日清晨，省交响乐团指挥王锡奇先生的三弟、四弟，骑脚踏车，冒著大雨，到板桥我们住的宿舍来找我们，王先生等因为和陈高有准姻亲的关系，他来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接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就把他们自己的衣服与我们中山装换著穿，然后冒着雨载我们到台北永乐町，其二兄的店内，当晚再转到台北大龙峒王先生的住所。这样转来转去，无非是避人耳目。王先生兄弟冒著危险和下大雨的天气，找到板桥领著我们辗转到台北避难，实在使人终生难忘，这怎么说是「二二八事件」是本省人与外省人的仇恨呢？我们在王先生家住的时候，因为外面动乱买不到米来吃，王家的人将仅有的米煮成稀饭给我们吃，而他们自己一家人则用地瓜粉煎□吃，这种情形实令人感动，有许多本省人，发挥了同胞爱，冒险保护外省人，协助外省人。
〔节录自《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之潘敬尉著〈事件中的感人事迹〉〕
事件时，我任林边乡副乡长，当时有数十学生军由北部搭车来林边，要打外省人，而林边民众则将外省人集中到旅社，供吃与住，加以保护，外来学生被赶走。
〔节录自《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之姚秋冬著〈事件中的感人事迹〉〕
就是二二八事件起哄之初，幸有家父的挚友，也是父亲的长官，十分照顾我们，很快派人送来一些台湾样式的衣服，让父母亲穿着，也想设法嘱咐家父到他家一躲，但是因外面风声令人骇怕，家人均不敢走出们外一步。那几天，双亲皆穿着父执送来的衣服，目的就是一旦遇上那些闯上门来的「台湾人」，好让他们看我们身上的衣着或信我们不是「外省人」，幸亏父亲从小自福州移居厦门，家人除了母亲福州乡音较重外，父亲与我们几个小孩，都会讲闽南语，至少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认同台湾的。
〔节录自《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之何志聪著〈事件中的感人事迹〉〕
不幸本公司会计马明忠被殴惨重，遍体麟伤，当时已失神智，言语行动皆不能作用，幸赖张母及其子张麒麟、专卖局俱乐部李小姐素美等抬架回家，暗请医生紧急回家疗治，方得转死为生，否则该员生命不堪设想，诚应请褒奖，以表义风。
〔节录自《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之李素美著〈事件中的感人事迹〉〕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凤林地区有很多外省人被本省人追打，区署的外省人都移住于区长的公馆，当时凤林地区的情况颇混乱，林茂盛镇长挺身保护外省人。当时山地人拿著竹枪、弯刀到凤林聚集，要到花莲闹事，林镇长流著泪，力劝那些激动想闹事的人。后来那些闹事的人受其真诚感动，而停止前往花莲闹事，林镇长事后还买米酒慰问他们
〔节录自《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之陈金水著〈事件中的感人事迹〉〕
台北县瑞芳镇的金瓜石、九份地区，由于二二八事件为主题并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悲情城市》一片在当地拍摄，而扬名中外，也使当地与二二八事件结上『不解之缘』，让人想起二二八事件，就想起了『悲情城市』；据老一辈的民众表示，当时局势确实极为混乱，国军在路上看到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抓回当时的台阳公司俱乐部审问，一般老百姓皆吓得不敢出门，但前后只有九份民众、金瓜石一名『保正(里长)』被枪毙。据当时只有十七岁，在九份仑顶溪抓鱼，被阿兵哥抓走又半途溜掉的县委永庆里里长吴水龙说，当时本省人看到外省人就打，外省人看见本省人就逃，阿兵哥在路上看到人就抓，局面一片混乱。吴里长表示，据他所知道，当时九份只有一名绰号『拐牛憨东』的民众，因到金瓜石包围台金宝安队，并强奸保安队长的太太(外省人)，和一名被控抢金矿，绰号『青番』的民众两人，在现今九份派出所附近被『就地正法』。
〔节录自《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自由时报．谭旺树著〈事件中的感人事迹〉〕
民进党谈二二八为什么从来不对这些善良的台湾人的善行有一语之褒扬、一语之赞美？在那个动乱的失序的、充满仇恨的气氛之中，那么多本省人冒著风险发扬人性善良的一面，拯救了许多身处险境中的外省人，这些史实斑斑可考，民进党为何连提也不提呢？因为一提这些事情，民进党捏造二二八历史的动机就会被拆穿，就无法挑起族_仇恨，就无法骗到选票。二二八的历史资料堆积如山，民进党选择性的论述歪曲二二八的真相，除了不道德同时也是一种典型的犯罪行为。如果在西方至少触犯内乱罪，以及种族歧视罪。在台湾当时的执政党是共犯，当时的司法机构没有道德勇气将这些仇恨制造者绳之以法，我们难道也坐视不管吗？我们沉痛的呼吁所有有良知的台湾人，站出来，对于些现行犯予以口诛笔伐，我们也呼吁司法单位、立法单位，拿出良心，拿出道德勇气，为台湾社会的祥和安定，在法律上建立一个起码的标准。否则台湾社会将永无宁日。
【二·二八事变的省思之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