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谁是新中国》讲演录（下篇之四）
中国现代史研究所
今天，我不讲中共是怎样在苏俄顾问和苏联驻中华民国使领馆的直接策划、指挥和配合下，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南中国发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的。今天，我甚至不讲罗明拉兹又是怎样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扩大会议上，向中共布置“如何在中国南方农村进行大面积的烧杀、绑架和强迫农民参加暴动”的任务的。一位叫做贝聿的中国大陆学者，在他题名为《中国左祸》的书里，已经详细地将上述罪行叙述得明明白白。我今天只想讲两个问题，一是在中东路战争爆发、苏联大规模侵略我国东北的时候，中共是怎样执行斯大林“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的。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志在与苏联侵华战争“里应外合”的彻底卖国行为。二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又是怎样立即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命令，不仅趁机发动武装暴动和暴乱，而且干脆篡立认俄为祖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因为这是中共出卖祖国、分裂国家、制造两个中国的明确历史罪证，它甚至成了日本和溥仪在中国东北篡立伪满洲国、即“第三个中国”的序幕和样板。
首先我们讲中共的“武装保卫苏联”。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东北地方政府查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竟是苏联指挥中共叛乱的巢穴，遂逮捕了正在这个巢穴里面开会的三十九名中共党员，并根据中华民国政府要逐步在中国境内收回中国主权的决定，根据一九一九、一九二零年苏联政府曾公开发表的“放弃一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宣布武力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这自然是一件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大事情。
一九二九年八月，苏联非但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宣言和声明，而且宣布与中国断交，并借此对中华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曾充当广州革命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遂率领八万军队迅速地侵占了我国东北东、西两边的重要门户。苏联的海空军也协同作战，进犯我国的领海和领空。
于是，早在一九二八年就要求各国共产党要保卫苏联的斯大林，又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给中共发来了命令，称﹕“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斯大林这个对中共的命令，至今仍明明白白地收集在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里面。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唯恐中共不接受斯大林“武装保卫苏联”命令的共产国际，又频繁地发来电报指示，要求中共坚决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策略，并且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联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当时的中共最高负责人李立三即在中共江苏省“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六十号通告，它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这就是李立三所谓极左路线和盲动主义的由来。然而，中共党史专家却对此明白说道﹕“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发动武装暴动的一系列指示，就是要适应苏联对中国中东路战争的需要”。请参见中国大陆出版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以及《王明传》这两本书。
中共立即接受、决策并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一九二九年的那一场遍及南中国城乡的武装暴动，就因此而爆发，并由此而构成了一连串武装叛国的罪行。
一九三零年一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终于高兴地在莫斯科《真理报》发表了“无产阶级在远东的胜利”这篇文章，宣称﹕“把中东路冲突的顺利解决看成是结尾，看成是终场，那将是极大的错误。这一冲突不是戏的结尾，而是一场戏的序幕”。苏俄的得意之心和狼子野心实在是溢于言表。
确实，这不是一幕戏的终场，而是它的序幕。因为，中共另一场更大的、并且同样是在“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下所实行的武装叛乱，终于随着“九·一八”一声枪向，而再一次爆发在国难当头的中国大地之上。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即“九·一八”事变后两天，共产国际立即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委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案”，就是要在国难当头的中国，命令中共继续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立即发动全国城乡的武装暴动，包括发动工人罢工和学生示威游行。当晚，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之后，就立即通过了“关于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并宣称﹕“九一八之后，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决死斗争。”并宣称，要利用“九·一八”事件，“迅速夺取一省、数省胜利和实行武装暴动的总计划”。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苏俄的国庆日，中共终于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旨意之下，在中国江西瑞金篡立了认俄为祖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的中央政府秘书长邓小平不仅在宣言中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且进一步要求发动全国暴动和扩大中共的“苏维埃共和国”，甚至为了分裂和瓦解中华民国，而公然在它的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十四条里，号召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都起来实行民族自决并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正处在国难当头的中华民国，不仅遭遇了由苏俄和中共又一次发动起来的大规模武装叛乱，而且又一次遭遇了国家分裂的痛苦，直至造成“两个中国”的出现。这，即使是在军阀混战割据的年头，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国家分裂现象。因为，即便是旨在复辟混乱的大小军阀们，都从来没有任何人要在一个外国的指使下，公然地反对祖国，肆意地分裂祖国，特别是制造“两个中国”。中共实在是制造“国家分裂”的始作俑者。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主席台上高悬马克思列宁照片，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然而，在斯大林的眼里，这幕戏终于唱到了他们所需要的“高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即在莫斯科《真理报》发表文章，不胜欣喜地说﹕“中国正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它已经显示了一个革命的中国的存在。”
一九三二年初，当中国人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正打得血肉横飞之时，当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失土受辱的悲痛和抗日救国的豪情之中时，当时的中共领袖王明则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授意之下，连续写了若干篇文章，一再的宣称﹕“今天中国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腐朽的中华民国的斗争”，“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国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请大家查阅中国大陆出版的《王明传》一书。
“一·二八”淞沪抗战 中华民国国军19路军血战八字桥
就这样，一场场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又在中国南方的贫困乡村被中共发动起来了；一次次以“抗日”为旗号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直至游行、示威、动乱和暴乱，遂在中共的种种阴谋策划下，此起彼伏在中国的各个大中城市里面。国难当头的中国，再一次遭遇了外患和内忧的可怕煎熬。
我们有许多朋友，都很不明白，中共何以能够在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已经初步获得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发动武装叛乱和叛国，甚至能够篡立一个认宗苏联的国中之国，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利用了三个机会，一个就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新、旧军阀叛乱，毛泽东所谓“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便参透了它的玄机。一个就是中东路战争和斯大林交给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再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由此可见，正是外患内忧，才为中共的武装造反带来了天赐良机。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红军逃出江西瑞金，直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其间整整五年，日后曾一再吹嘘自己领导了抗日的中共，何曾派过一兵一卒赴东北抗日，何曾派过一卒一兵赴上海抗战，他们的所有作为，竟是不断利用祖国遭遇侵略的大好时机，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号召共产革命，发动武装叛国，制造国家分裂，篡立国中之国，使得原来就陷于灾难的祖国，更加地陷入了苦难的深渊。更何况中共的武装造反，与历史上所有的武装造反所绝然不同的是，它是在一个外国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对自己国家的颠覆和对自己民族的叛卖。
此后，虽然中共的武装叛乱和叛国，在国民革命军的迭次围剿下，基本失败，但是，它却在另一个历史机遇之下，死灰复燃。而这个机会，不仅是由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所造成，而且，它的先机，更是为中共策划的“西安事变”所制造，从而促使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提前爆发。而中共却迎来了它借口抗日以图存和扩张的最好历史机遇。 http://www.hhg-magazine.org/黄花岗杂志
伪满洲国与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吴澄埃
凡是中国人都知道，上个世纪上半期，中国曾出现过一个短命的“满州国”。凡是中国人都同样知道，这个满州国是在日本的阴谋策划和直接扶持下“创建”的，它不过是日本的一个傀儡国，是在日本已经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之后，收买一心想复辟满清王朝的爱新觉罗溥仪所干的“分裂祖国”的勾当。所以，史家们便在它的国号前面，加了一个“伪”字，以示它的不正统，不合法，以对它出卖国家民族的行为表示愤慨与谴责。
然而，中国的史家们，还有我们这些中华的子孙们，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生活成长在中国大陆的几代中国人，虽然对于伪满州国，向来都是同雠敌忾，但是，由于不解历史，更不敢去了解历史，所以，非但只知道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出现过一个分裂祖国的“伪满州国”，却全然不知道，更出现过一个分裂祖国的“伪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中更有可怜者，居然至今仍将它当作了一个“革命的中国”，非但不将它的国号前面也加上一个“伪”字，而且还要在他们奉命所写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上，将它吹得天花乱坠，就好像，这个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祖国国难沉重的关键时刻，而在南中国篡立的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倒是一个顶顶合法的中国了。就不说这个非但忘宗背祖、而且认贼作父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便是要“继续武装保卫苏联”，因为苏联是在日本侵略我国之前，就已经发动过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了。那个时刻，中国共产党曾按照斯大林的命令，高喊着“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在全中国发动武装造反，在全中国发动种种的动乱和暴乱，以与苏联对我们祖国的侵略“里应外合”。其开宗明义的第二条，即“伪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第十四条﹕“要号召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和地区的人民，都有权利实行民族自决，都能够自己建立独立的国家”，以脱离中国。这实在是要比七十年后台湾的那位李总统所说的“七块论和八块论”，大胆放肆得多了。而它建国之后所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接受苏联的命令，乘祖国国难当头，再一次在全中国发动武装造反，在全中国制造种种的动乱和暴乱，直把一个外患又起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国。
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卖族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会使日本动心，溥仪动念。因为，既然苏俄已经在中国扶植共产党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承认苏联是他的宗主国，使一个中国分裂成了“两个中国”，那么，日本侵略者为何便不能仿傚苏俄，满清遗孽为何便不能傚法中共，也来分裂中国，使“两个中国”继续分裂为“三个中国”呢？
历史的事实便是，在“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篡立后一年，日本国便挟溥仪在中国东北建立了“第三个中国”伪满州国，进一步地分裂了中国。其时，中国虽然还没有分成“七块、八块”，但已经明明白白地被割裂成“三块”了。所以，苏俄才是日本的老师，中共才是溥仪的榜样。只不过，溥仪仍然要“认满为祖”，所以他还要将国号定为“满州国”；中共则干脆“认俄为宗”，披着中华的外衣，而将国号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完成斯大林要他们在中国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所以它才是一个十足的伪中国。因为，倘使今天也有一批要“认美为宗”的所谓“革命者”，也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中华美利坚共和国”的话，就不说中共一定要来他个七八次围剿，并且非将它剿得干干净净为止，而且，即便是一些憎恶中共的中国人，大约也都不好反对。就不说那些因不要祖国才拼命要爱国、因而便要“爱共”的海外华人了。
但是，悲剧在于，伪满州国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三年，便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而败亡了。但是，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却随着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始，却因绝不抗战和割据发展，竟继续成为隐性的第二个中国，更因为中共打赢了战后的那一场内战，而公然地亮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牌子了，只不过是“改头换面而不换心”地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中共的历史学家们，才非但要继续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写进正史，断然不敢加上一个“伪”字，而且在中共今日天天于在咒骂别人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时候，竟仍然要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里面，歌颂中共当年分裂祖国和制造两个中国的“历史功劳”，其愚昧无知，实在是无以复加。
不过，最感到委屈和痛苦的，恐怕还是那个满清的末代皇帝溥仪了。因为，他这位仅仅是在日本的要挟之下，祗制造了十三年“第三个中国”的满州国皇帝，却要在比他早一年就服从苏俄的命令、制造了“第二个中国”的中共那里，做战犯，当劳改犯，天天检讨自己分裂祖国和出卖祖国的罪行，又怎能不深感冤枉呢？
中共在九一八之后受俄命于苏联国庆日篡立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日本扶持溥仪紧步中共后尘在沈阳篡立伪满洲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公章
该币票面长十点七厘米，宽六厘米。正面为红色，中央为列宁头像，菱花形花边，左右五角星内分别印有“壹、元”字样，上方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下方中间注明“凭票即付银币壹元”，两侧为正副行长英文签名；背面为蓝色，下方印有“公历一九三四年”字样。
据查证，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了土地革命，开展了经济、金融方面的工作。为统一中央苏区的货币制度，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成立，并于当年三月发行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五种面额的银币券。此后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先后设立支行，并发行纸币供当地流通。一九三四年十月，国家银行随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南方各根据地银行也随之转移，不久就停止了业务活动。
据该币的收藏者介绍，这张一九三四年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湘赣支行发行的壹元纸币，是当时湘赣革命根据地流通的最大面值货币，当年八月该币停止发行。
有列宁头像的俄属“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钞票
